博鳌归来谈感受：逆境中的领导力_张亚勤_新浪博客

博鳌归来谈感受：逆境中的领导力_张亚勤_新浪博客: "在2000年的时候，只有三个比较大的网站，当互联网泡沫破灭，纳斯达克从5000多点应声而下时，百元中国概念股跌到了一美元，一度网易几乎要被摘牌。另外一些企业还没有崭露头角，百度的李彦宏还在写程序，阿里巴巴的马云可能正在寻找商业模式，马化腾还在汉化ICQ，而当年更是没有网游。但是这些企业从逆境中挺过来，通过创新模式获得成长，成为行业的领导者，同时还催生了新的业务形态，成为主流。"

中国企业家杂志：“刀尖舔血”者朱骏(2)_互联网_科技时代_新浪网

中国企业家杂志：“刀尖舔血”者朱骏(2)_互联网_科技时代_新浪网

　其实朱骏确实不易，貌似走钢丝。有胆量，才敢玩《奇迹》；《奇迹》成了，才有《魔兽》；有了《魔兽》，才有上市；有了上市，才有钱运营《魔兽》；《魔兽》成了，才有钱回笼，也才有钱找一个《魔兽》。中间任何一个链条断了，朱骏就玩不起来。

　　这个链条所幸走完了。并不见好就收，还要接着玩。如果不是一个狂人，很难有如此雅兴。这就是朱骏的偏激。

　　可这偏激之中还有邪气。换句话说，他自有他的手腕。你盛大不是靠收购韩国人的股份搞定的吗？我没你那么有钱，所以反过来干：我让美国人收购我的股份。2008年，美国大游戏公司EA收购九城15%的股份，其热门游戏也自然交由九城代理。

　　做法虽然与陈天桥完全相反。但目的一样：和老外捆在一起，一家人。但留下永久的弊病。第一，自主性越来越弱。第二，附庸性越来越强。第三，不能复制不能延续，一个EA进来了，第二个EA就进不来了。并且，暴雪必然会生气。很多人都猜想：正因为九城引进EA牵制暴雪，所以激怒了暴雪。

　　这就是朱骏邪气里面的偏激。所谓偏激，就是不主流，走险道，刀尖舔血。刀尖舔血的人，往往还带着一个字：狠。

　　所以2007年，朱骏对韩国人承诺了3820万美金，直接把久游网的上市计划被灭了。久游网气急败坏，其高管跑出来爆料：九城支付高达1100万美元，用于《劲舞团》研发商对久游起诉所需相关款项。

　　是啊，不仅抢你单子，还要帮人告你。一定要在上市前灭掉你。中国互联网，少见这么野蛮的，前无古人。为什么这么狠？其实没办法。

　　上面说了。九城是惟一一家靠代理国外大作混饭吃的主。这里有一个条件：我必须代理到足够好的大作，这需要“天价”。比如答应《劲舞团2》的 3820万美金，答应《暗黑之门》的3500万美金。能出天价是上市公司的好处。不上市就玩不起这个游戏。所以，九城要继续玩这个游戏，必须杜绝第二个九城上市，必须杜绝第二个九城拿着上市圈来的钱来跟我争。

　　久游网是九城之后，惟一一个靠代理一款大作成功的企业。九城必须灭久游，否则养虎为患。久游网一旦上市，九城好日子就到头。

　　这是生死之战。不要怪我狠。九城之后，再没有第二家单靠代理大作就上市的公司。也许没有人愿意发狠。只是迫不得已，非发狠不可。在朱骏这里，发狠是偏激的代价。

　　发狠且偏激，这样的人在江湖里比较难有朋友。网易抢走魔兽，基本听不到谁出来为九城说句话。在商言商，一切都在自己种下的因。上次灭了久游，现在网易来灭你，正好一个轮回。

　　既然少有朋友，所以朱骏常在江湖之外。并想在江湖之外，造起另一个江湖。就像金庸笔下的东邪。是江湖人士，却常居桃花岛。吹吹笛子，收几个徒弟，自成一派。换一种身份，清高一回。

　　朱骏的桃花岛，就是足球。

　　2006年，个人出资3000万买下上海中邦俱乐部90%的资产。2007年，出资1.5亿入股申花，成为申花大股东。不仅是大股东，还真玩。

　　传说，球队比赛时，朱骏一度亲自排兵布阵，坐在教练席上大喊大叫。第一，语言狂热简单直接，“冲啊，上啊，拼啊……”。更重要的是第二，手边还有个大箱子，装的是上百万元的人民币。只要球队赢了，马上现场分钱。媒体报道，2008年朱骏为申花砸了一个亿。尽管战绩不佳，但不碍事。2009年，准备再砸一个亿。

　　钱是小事。朱骏需要的，是发泄和酣畅淋漓的感觉。也许，在网游江湖里，朱骏找不到这样的感觉。因为受制于人，所以有点郁闷。

　　朱骏是经历过清贫而辛苦的少年的。这比较容易解释发达之后朱骏的张扬。

　　如下是朱骏喜欢给媒体讲的故事。第一，小时候家里很穷，为贴补家用骑黄鱼车送货，一路艰辛，第一次赚到的是168元。第二，大学时代在淮海路边上摆摊卖夹克衫，一件衣服在混乱中被别人偷走。忙碌一天，反而还赔了老本。

　　现在，朱骏喜欢开一辆400万的黑色宾利上街。确实很酷。上海人看见会说：“看，这个人开着一套市中心的房子在街上跑。”

　　有些人会极力避免这种效果，他们不喜欢张扬。但朱骏不介意这种效果，张扬无罪。张扬有益身心健康。

深圳破坏力_网易新闻中心

深圳破坏力_网易新闻中心

破坏的使命就是创新

记者· 炫风 实习生·李颖娟

中国内地，可能只有深圳才有如此活跃的民间智库群，其中最为大众所知的是当年以《深圳，你被谁抛弃》而被市长点名接见的呙中校。深圳也有许多对地方治理积极建言的专家学者，如今年深圳市“两会”上，支持将“山寨”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还有积极支持深圳政府推行“大部制”的深圳大学教授马敬仁。关于山寨现象引发出来的深圳民间创造力的话题，《南都周刊》记者与他们进行了一次讨论。

“逼上梁山”做山寨

《南都周刊》（以下简称《南》）：山寨这个词现在可以说传遍全国。对深圳来说，这是个比较敏感的词，今年两会期间也引起过讨论。

知名网络人士呙中校（以下简称呙）：我用过山寨产品。老家人说这边手机便宜，让我带一两个回去。我担心没有安全保证，比如电池会不会爆炸之类的问题，但老家人说，几百块钱的东西至少可以用一两年，还什么功能都有，音乐、蓝牙、手写一应俱全。

其实，有些企业做山寨是被逼上梁山的，比如你的行业准入限制了他，他只好跑去做山寨了。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以下简称马）：我也用过山寨的东西。有些企业不按照规则出牌，往往以草根的力量，起到一个破坏既有市场规则的作用，如果能够运用好这股力量，它就是一个正面的力量。

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以下简称乐）：山寨不能一味否定，否定它，就会让草根市场失去潜能和力量。就像早期拿到第一桶金的企业家，在积累时期都有一些非规则化的背景，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社会变化太迅速，很多规则和伦理道德都在变化，积极的或许是不合时宜的，但我们看到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有社会基础的，不能一概否定。

《南》：山寨现象很复杂，怎么看待它身上所谓“合理但不合法”的地方？

乐：很多山寨产品在模仿的基础上拓展了产品的功能，山寨手机的功能就比品牌机要多。山寨机对品牌机的生存造成了威胁，品牌机肯定会排斥、打压它们。

企业主挣第一桶金时，几乎都是小企业的状态。一般来说，山寨的处境都比较困难。比如融资困难，没有物业做担保，国家规定的很多准入门槛也达不到。小企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多少带有模仿、参照的意味。所以，山寨现象在我们国家来说很普遍。深圳是个创业者众多的城市，创业热情很高，老板们迈出的第一步总有一些不规范的东西，但不能堵塞他们创业的机会。

《南》：为什么现在一说到山寨，人们都喜欢把它和深圳联系起来？

呙：说到山寨现象，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这个词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说它源自深圳？如果说山寨就是假冒伪劣，那自古就有，大江南北都有，但到了深圳，山寨就不仅仅是仿照仿制了，它是针对消费者的喜好去集成，量小价廉地运作。

马：出口导向的加工制造业在中国发展了这么久，会形成一种商业文化，一种由加工企业支撑起来的文化。在深圳，手机、电子产品，或者其它的加工产品，互相配套的功能都很强大。只要你出一个品牌，我就能给你“拼”出一个机器，只要你有一个创意，我就能把你的东西造出来。这也是制造业发达的一个表现。

乐：只要在深圳，你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所有生产、销售需要的环节配套齐全。这是因为，首先电子信息产业是深圳的强项，高、中、低端都比较完整；另外，深圳市场条件好，凡是市场条件好的地方，中小企业都特别发达，像江浙地区的服装、纺织业也是这样。中小型企业对于市场的敏感和触觉是一流的，它知道什么地方会有市场，什么时候会有获利的可能，它们会运用独特的手段去捕捉。

让龙头企业去招安

《南》：深圳政府曾经对设计等产业颇为重视。对于近年形成的草根或者说市场自发的创造力，政府与之应该形成什么样的关系？

呙：有些工作还是要政府去做的。比如山寨产品市场，我去华强北的时候，感觉乌烟瘴气，人很多、店铺拥挤，但去年环境就改善了不少，这些整改属于市场化管理。

深圳有个经验，简单来说就是无为，政府不要对市场有太多的干预。很多东西，你想促进它，有时效果适得其反。黄金、珠宝、眼镜、家具等，深圳都是出口第一位，而当年没有想到它们能发展起来。还有大芬村，现在把它当作深圳文化产业的代表，对大芬村进行改造，要以大芬村为代表，跟北京、上海叫板，于是又是改店面又是修街道，环境漂亮了不少，但房价一涨，很多有天分的草根艺术家就要考虑挪窝了。

马：市场的力量，政府是不需要对其过多干预的。当然，政府需要规范市场。比如，既然你认为这也是创新，那就要给这种创新一个规范的市场，让大家按照规则来出牌。对于山寨，我们要打击假冒伪劣现象。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动员社会的力量，比如消费者、 NGO等，来加强对企业行为的监管。

但是，现在政府已经有了过多的干预，比如政府花钱出大力打造一些品牌，让山寨机变成品牌机。既然品牌机都没有市场了，为什么还抱着必须要品牌为先的观念不放？一些山寨产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能量，政府过去没有把这个能量充分利用发挥起来，说明我们在管理方式上还没有按照市场规律来做。政府过去只考虑单向的需求，扶植企业，做做维权，不能形成多赢的局面。

乐：政府要引导小企业合法经营，资助创新，给他们提供一些条件。以前我们的监管不切实际，比如我搞个手机要入网，测试需要好几个月，却没有看到，现在的电子产品不到一个月就更新换代了。这是需要改变的。

另外，让小企业完全搞研发也不太实际，全世界都没有哪个小企业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靠龙头企业来搞一个产业联盟，带上一批小虾小蟹，形成一条供应链，这样可以帮大企业降低成本，他们之间是可以互补的。以前说政府招安，其实政府是没有办法招安这些小企业的，应该让这些龙头企业去做。

在市场的基础上进行资源互补，建立产业联盟，政府做好一些监管和服务的任务，我觉得这是个理想的做法。

尊重草根的力量

《南》：深圳一直受香港的影响，从港商来深圳淘金到现在大家谈深港一体化，香港还是深圳的楷模吗？

乐：深圳靠近香港，香港的经济是积极不干预，治理的理念对深圳影响很大。其实不光深圳，整个珠三角和内地城市比起来，还是比较尊重市场的。能够让市场来做的事，政府就不会冲到第一线，这个理念是已经建立起来了。当然，地方政府会有另外的考虑，不会完全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马：就城市发展而言，刻意模仿是不妥当的。海外发达的城市有规范的市场，完善的法治，多元化治理的社会，这些跟我们不同。我们可以考察与我们条件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不是单纯盯着北京、上海、广州或者西方大城市。

《南》：作为一个有创新历史和自发动力的城市，现在的深圳，能带给中国其它城市什么样的启示？

乐：很多创新是需要中央政策支持的。改革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深圳是经济特区，城市的使命就是创新，现在它还是国家创新的试点城市。深圳政府应该把来自上层的创新要求和来自草根市场的创造力结合起来。

深圳是一个市场繁荣、产业发展条件良好、草根力量崛起的都市。社会与市场是创新的永动机。市场不断产生各种新的需求，对于管理者来说，新的需求和你原来的监管体制不一样，要求你不断地更新，要求你不断地有新的东西出来去适应。

马：政府应该对民间的新思想、新技术乃至新的创业方式，保持敏锐的反应。现在发生了金融海啸，我们下一步产业的增长点在哪里？政府更应该积极吸纳社会的力量。

从全国来比较，深圳还是比较尊重市场选择的。这跟广州、佛山、东莞等珠三角城市有一脉相承的地方。总的来说，就是尊重市场的选择，尊重草根的力量。

呙：如果要给深圳特区一个特殊的定位，一个新的方向，需要做什么？我去年参加特区工作会议时，提出的就是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目标。其实，方向这个问题已经提了很多年，比如建设科技之都、设计之都，现在较明晰的是所谓深港大都会。

目前，深圳很多方面都已经具备了基础，从经济发展来看，走常规的发展路径也没问题，但你作为一面旗帜，就要扛起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大旗，从社会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去做。这是可以期待的

深圳破坏力_网易新闻中心

深圳破坏力_网易新闻中心

是的，机器手的确很精密，但是只要把“人手”管理好，一样能达到客户需要的精密程度。比亚迪把电池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个可以由人工完成的工序，设计了不同的夹具，领着20个人在深圳莲塘的一个旧车间，敲敲打打地造起了电池。“手工+夹具”的制造模式就此诞生。

荣智健：红色贵族孤单谢幕_市场动态_新浪房产_新浪网

荣智健：红色贵族孤单谢幕_市场动态_新浪房产_新浪网

　但在1996年，两人首次短兵相接。那年的冬天，荣智健只身飞赴北京，在北京长安街的中信大厦与王军单独会谈。春风得意的他想要走出与中信集团分家的第一步。在所有人眼中，王军与他父亲一样，刚毅不屈，据说当时中信集团内部高层没有人相信王军会同意荣智健的请求。但结果就是如此，以荣智健为首的中信泰富管理层获得了25%的股权，而荣氏也一跃成为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

　　“听说当时荣智健动用了很多高层关系。”知情者事后表示，他巧妙地利用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背景，表示放股管理层，可以体现中央对香港的灵活态度，展示一个认同世界规则的中国政府。这是他最为成功的一次战例。

　　时至今日，王军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依然表示，我不知道究竟有没有做错。

　　春风得意马蹄疾，荣智健决定放手大干，从1996年到1998年两年间，中信泰富的商业帝国版图辽阔，从房地产、贸易到隧道再到民航、发电，包罗万象。但人算不如天算，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中信泰富不仅主营业务受到威胁，股票在二级市场更是风雨飘摇。股价如果大跌，用以获得数百亿贷款的质押股票会被“斩仓”还债。而无质押的债务也会被催逼，荣智健再度飞赴北京……最后，还是来自中央的大批资金帮他渡过了那次难关，他也依然保持着中信泰富二股东的地位。

　　然而，十年后的这道坎，他再也迈不过了。一子错，满盘皆落索，虽然荣家第四代已经在中信泰富里安根，虽然荣智健依然在股东会上有足够的影响。但在大股东绝对控股权面前，这些多少显得有些无力。

江青去后，现代戏舞台再无芳草

江青去后，现代戏舞台再无芳草

1967年5月9日至6月15日八个样板戏同时在北京上演，对样板戏的宣传登峰造极。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中，这八个样板戏分别为：《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浜》。“样板戏”的数量，正是在这一时期被确认为“八个”的。
　　在此之前分别有上海的沪剧《芦荡火种》、京剧《海港的早晨》、《智取威虎山》，北京的京剧《芦荡火种》、《红灯记》和山东的京剧《奇袭白虎团》等，水平极其一般。只叫现代京剧，而不叫革命样板戏。可以说因为江青的出现才有了八个样板戏，而在江青倒台后的几十年中，我们听到的几乎全是江青如何篡改样板戏，贪天之功归为已有的。这其中当然有不少当事人的控诉。现已故去的前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回忆录中说，搞革命现代戏是没有错的，问题在于江以此作为政治资本把自己树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并借此打击和迫害别人。其实江青在“移植”上并未下什么功夫，剧本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动，只是在唱腔、舞台、布景等方面作了某些改进。可以说，江青是以“移植”为名来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她恬不知耻地把别人的成果窃为己有，说成是她的“样板”。云云。
　　遗憾的是，那些斥责江青剽窃的艺术家，在江青失去自由的空间，他们除了斥责批判控诉，再沒能搞出一个能和八个样板戏媲美的第九个第十个样板戏。因此老兔崽子坦言：中国离了江青，样板戏就不灵。
　　汪曾祺在《“样板戏”谈往》中说，样板戏的经验一个是重视质量，江青总结了五十年代演出失败的教训，以为是质量不够，不能跟老戏抗衡，这是对的。她提出“十年磨一戏”，戏总是要磨的，“萝卜快了不洗泥”，搞不出好戏，公平的说，“磨戏”思想有其正确的一面。从剧本来说，江青的“指示”，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在今天耳熟能详、不少人都能哼几句的《沙家浜》“智斗”一场，原来只有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戏，胡传奎一边呆着去了，江青提出要把胡传奎拉到矛盾里来，展开三个人的心理活动。实践证明这样的改动很成功。一个是唱腔、音乐，有创新、有突破当年试唱以后，要立即将录音送交江青，有她来逐段审定。另外，于会泳把曲艺、地方戏的音乐语言揉入京剧里，是成功的。例如《沙家浜》里他写的“人一走，茶就凉”，《红灯记》里别人写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符合这个创作思路。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话流传至今，并成为经典的俗语，已经证明了它们的生命力。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也就是样板戏正走红的时候，汪曾祺曾预言，“《智斗》肯定会传下去。”结果证明此言不虚。不言而喻，这种流传也包含有江青的成绩。
　　据汪曾祺回忆，江青对剧组的文人包括汪曾祺本人，还是相当客气的，文革期间，曾出版过一套线装版的《毛泽东选集》，相当珍贵稀少，江青却亲自签名送给汪曾祺一套。汪曾祺还得意地说过，自己是唯一一个敢在江青面前抽烟和翘二郎腿的人。但对高官大员，江青反倒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整个一个“女皇”派头。晚年汪曾祺还有一段回忆，说当时场面上的那些高级首长见了江青，一个个点头哈腰、奴颜卑膝地跟孙子似的，文革过后，好像一个个又都成了大义凛然、敢于反对江青的英雄。
　　无独有偶，近读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章诒和的新著《伶人往事》，内中有当年的四大名旦程砚秋于1957年1月18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与江青见面的场景，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接着，又讲了许多戏剧界的故事。事后，程砚秋很兴奋，说：“江青是一个知音！”章诒和在书中感叹，当年江青的水平，起码要比现在的那些部长局长的高。
　　我的好朋友韩三州对此事颇有研究，并曾写下另一种角度下的江青，我相信三洲比那些整日控诉江青的人更真实，也更可信。
　　2004年底，在为堂会喊冤的一个小型会议上，一位曾经和江青接触过并在江青指导的戏中演过角色的老艺术家对我说，江青不像外面传的那样。1990年笔者还在北京大新建材当经理时也曾为著名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在东直门的住宅免费铺地板，在谈到江青时，老艺术家只说了一句，太懂戏了。
　　韩三州在《三个人眼中的江青》中这样写道：就在所谓的“粉碎四人帮”三十周年之际，国内媒体有一篇江青的贴身护士马晓先回忆江青被抓时真实情况的访谈录，题目是“江青不是那种泼妇似的人”，首次更正了三十年来的广为传播的一个历史真相：即江青在1976年10月6日被抓时，表现得十分冷静，根本不像民间传闻的那样泼妇似的谩骂反抗。马晓先回忆，那天下午四点多，警卫局局长宣布对江青隔离审查，江青好像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一点也没惊慌，很快就镇定下来。然后觉得有点突然，她对来宣布的人说：“能不能再念一遍？”又念了一遍后，有人说江青趴在办公桌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的内容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接着又在一只印有红框的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马晓先证实：她当时确实是在写东西，但写什么不知道，写完后还在信封两端贴了密封签，又用订书机订上。江青平素有尿急尿频的毛病，就提出来要上卫生间。这期间，马晓先已经把她要带的日常东西准备好了。后来，马晓先跟江青一起，在隔离审查地度过了八个月没有电话、没有书报的日子。八个月马晓先没见到江青哭过，应该说她还是一个坚强的人，表现得很沉默，就是自己写些东西，然而可以佐证的是，八个样板戏之外还有《平原作战》，还有《杜鹃山》等，都是那么精典。读到此时，还会认为江青泼吗？老兔崽子秦全耀反到觉得那些在江青之后一个好戏也搞不出来，却整天斥责江青剽窃的人，那才叫泼。
　　江青她人去了，从此现代京戏舞台少芳草。注意老兔崽子秦全耀在这里使用了一个少字。可30多年过去了，是无是少，我们又看到了什么？
　　本文无意为江青洗脱，但戏就是戏，权当戏说。

欧洲伽利略卫星系统欲排挤中国 双方合作转竞争-搜狐新闻

欧洲伽利略卫星系统欲排挤中国 双方合作转竞争-搜狐新闻

按照国际电信联盟通用的程序，中国已经向该组织通报了准备使用的卫星发射频率，这一频率正好是欧洲“伽利略”系统准备用于“公共管理服务”的频率。 　　

频道是稀有资源。占得先机的美国和俄罗斯分别拥有最好的使用频率，中国所看中的频率被认为是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的“次优”频率。 　　

按照“谁先使用谁先得”的国际法原则，中国和欧盟成了此频率的竞争者。然而，中国将在2009年发射三颗“北斗”二代卫星，正式启用该频率，而欧盟连预定的三颗实验卫星都没有射齐，注定要在这场“出乎意料”的竞赛中败下阵来，从而失去对频率的所有权。 　　

中欧围绕“伽利略”开发的曲折过程生动地证明，中欧只有真诚合作，平等相待，才能给双方都带来长远利益。欧洲如不放弃自负自大的心态，继续歧视和压制中国，那么，最后受损失的还是欧洲自己。

从战争中走来(张爱萍之子张胜)【精】 - Powered By JSQG

从战争中走来(张爱萍之子张胜)【精】 - Powered By JSQG

“在上红军大学之前，我最多只是个战术家，但从那以后我应该是个战略家了。这不是自夸，毛泽东说，红军将领都要成为战略家，就是一个小小游击队长也是一个战略家。正是红军大学，使我系统地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前途、战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以后的战争中我再也没有失败过，条件再艰难我都有信心战胜。就是在瓦窑堡，就是从毛泽东那里，我懂得了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