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替父亲坐牢

“文革”中我替父亲坐牢

我的母亲，这位从未上过学，个头不足1.5米，童养媳出身的女人，却让我充满敬佩。母亲12岁就参加了革命，她是个十分刚强的女人。1932年，母亲入伍 到父亲的红25军战地医院当卫生员。1934年长征开始后，父亲军中的7位女子接到通知：每人给8块大洋，投亲、靠友或者嫁人，部队不带女人长征。唯独母 亲死活不走，在部队里哭，说什么也要参加长征。母亲曾裹过脚，是后来放开的，当时被叫做“改组派脚”。她那么矮怎么走得动，男人走一步，她要跑两步。父亲 后来在清点长征人数时发现她在哭，才得知是因为想要参加长征。父亲被她坚定的革命意志感动，决定将这7名女战士全部留下。这就是后来红25军长征“七仙女 ”之说的来历。

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父亲活着的时候，我没有多问一些关于他工作上的事情。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从不提及自己的战斗史，也不让我们宣扬自己是谁的孩子。他总是告诫我们：“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如果不是因为打仗参加革命，我就是个窑工。”

在我记忆中，父亲唯一提起的战事，就是和张学良的交锋。我们在大连时，大连海校的校长就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他每个礼拜天都到我家来，缠着爸爸讲他怎么打他哥哥的。那些传奇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难以抹去。

不打不相识。事过境迁，当100岁的张学良看到我这个徐大将的女儿时，似乎也勾起了他对青年时期的记忆。他到楼上请下了赵四小姐，原本定为20分钟的见 面，拉着我们足足讲了1小时45分钟，我带去的胶卷全照光了。他头脑很清楚，说要节约，不能大摆寿宴，还谈了吕正操等很多他当年的东北军部属。

我的身体从“文革”后就一直不好，但我一直忘不了父亲留给我们的嘱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有一口气，不为党工作，就是最大的耻辱。”所以，我想利用 我的晚年，继续完成父亲的遗志。现在，我正在编写父亲的纪录片、画传，同时我还编写过十大将邮册、长征女红军、巾帼英雄等等专题的邮册，希望能让“红色记 忆”永不消逝，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