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革岁月——形式突变 ]----云南农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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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期间,原来由毛泽东以“帮助工作”的名义派到上海的王洪文回到了北京。王洪文走前,是由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走后,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现在王洪文回来了,邓小平便于11月15日给毛泽东写信。邓小平在信中写道:“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毛泽东看到邓小平的信后,当晚即在邓的信上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毛泽东没有借王洪文回京的机会让邓小平去职,表明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去掉邓。毛泽东没有让王洪文重新主持工作,表明他虽然让王洪文回京,但却不想把权力交给王洪文,或者说交给“四人帮”的不悦,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邓小平是否还能主持中央的工作?如果不能了,就要换人。要换人,换谁呢?毛泽东还在观察,还在考虑,还没有想好,因此“暂仍由小平同志主持”,因此“过一会再说”。毛泽东此时的心态,应该说是复杂的。
不久,形势急转直下。
这期间,除了毛远新的作用外,已经病入膏盲的康生,也趁机向毛泽东进谗言,说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加上前几次开会的时候,邓小平采用的是一副绝不妥协的态度,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使毛泽东认为,到了这个时候,问题已不只是“统一思想”、“加强团结”这样简单,而变为有人想翻“文革”的案这样严重的程度。毛泽东下定决心,要在他的生前,铁板钉地为“文革”作出定论,让那些不满“文革”的人永远不能翻案。
1975年11月2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十七人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在这个期间,原来由毛泽东以“帮助工作”的名义派到上海的王洪文回到了北京。王洪文走前,是由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走后,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现在王洪文回来了,邓小平便于11月15日给毛泽东写信。邓小平在信中写道:“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毛泽东看到邓小平的信后,当晚即在邓的信上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毛泽东没有借王洪文回京的机会让邓小平去职,表明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去掉邓。毛泽东没有让王洪文重新主持工作,表明他虽然让王洪文回京,但却不想把权力交给王洪文,或者说交给“四人帮”的不悦,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邓小平是否还能主持中央的工作?如果不能了,就要换人。要换人,换谁呢?毛泽东还在观察,还在考虑,还没有想好,因此“暂仍由小平同志主持”,因此“过一会再说”。毛泽东此时的心态,应该说是复杂的。
不久,形势急转直下。
这期间,除了毛远新的作用外,已经病入膏盲的康生,也趁机向毛泽东进谗言,说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加上前几次开会的时候,邓小平采用的是一副绝不妥协的态度,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使毛泽东认为,到了这个时候,问题已不只是“统一思想”、“加强团结”这样简单,而变为有人想翻“文革”的案这样严重的程度。毛泽东下定决心,要在他的生前,铁板钉地为“文革”作出定论,让那些不满“文革”的人永远不能翻案。
1975年11月2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十七人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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