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动机 - 汽车商业评论

我的发动机 - 汽车商业评论

我在一汽工作了4年多，这期间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情。

先说第一件。计划经济体制对技术进步非常不利。一汽技术员要想改进产品非常困难：不是不知道怎么改，也不是改不了，从技术上都能找到方法，关键就是受体制所限。

最初一汽生产从苏联引进的老解放牌卡车，我们从1956年开始生产，此后30年产品变化不大。产品拿到中国后，我们都知道它的三大问题：驾驶室闷热，转向沉重，水箱容易开锅。

前两个问题属于车身和底盘的范围，我们对水箱开锅问题很重视。做过很多试验，改进-试验-再改进-再试验，也知道怎么改，但生产上就是无法实现。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我曾看过陈祖涛说过的一句话：作为总工程师，他的权力是什么？连建个厕所都无权批准，还得由计委批准。

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它不听市场的，也不听用户的，它关心的是国家计划。当时一汽有个负责整车成品车发送的发送场，被称为“国库”——车子从装配线出来，开到国库就算交给国家了，后边就是国家的事了，由物资局统一分配。

这让我们这些搞产品开发的人感觉很窝囊。我们干了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去了解情况，去改进问题，去做试验，但都没用！国家不批准你改，一改就要换设备，换设备就可能重新建设厂房或者更改工装，这就需要投资，投资企业又没钱，要申请国家批准，而国家那么多新项目，哪顾得这么多，你这个老企业就这么干着吧。

所以后来我选择去二汽，我觉得老是这样，没办法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二汽是个新厂，对我来说是个机会。

第二件事，跟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也有关系，我感到我们的试验手段很落后，发动机的试验、测试和开发能力很差。我们的发动机试验室就3个试验台，后来又增加了1个，但总共也才4个，只能用于配合现生产，没有能力搞开发。

当时设计处一直有个争论：到底是设计指导试验，还是试验指导设计？搞设计的人说，试验要为设计服务，我设计出来后，你给我验证。而试验的人说，你凭什么设计，应该是根据我试验的结果，我发现哪里不好，改进后，你再去设计，再去改。

双方争得不可开交，谁也不让谁，很多事情都谈不拢。我那时年轻，23岁，容易激动。我说，毛主席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你都没有实践，怎么检验？所以我也主张试验指导设计。

但实际上我们指导不了。为什么？比如我们分析试验结果，却发现数据并不准：你要是做点误差分析，一算，数据误差还很大。

这对我的刺激非常大。我到了二汽后，曾公开讲过我的观点。我说，设计指导试验还是试验指导设计，这个争论本身没有意义，原因是我们的设计缺乏试验数据作基础，我们的试验数据本身就不精确，试验本身就有很多问题，所以谁也指导不了谁。

试验数据不准，原因有多方面。比如试验室振动，测量仪表都在试验台架上，做试验时都在晃，读数读不准。同时，用来测扭距的测功机都是水力测功机，本身稳定性就差，指针摆在当中你可以说是3，也可以说是2.5或者3.5，这完全取决于测试人员。

还有如测油耗，拿个秒表，天平一边装柴油油杯，一边是砝码，天平一过去，啪！技术人员开始计时，然后拿掉砝码，等到这部分油烧完，天平回过来时，再按一下秒表。从理论上讲，这是对的，但精确度很差，除去秒表自身精度外，还有人的因素，反应快的可能按得快，反之就慢，即使是同一个人，也可能这次快下次慢，所以得出来的数据没法说有多准确。

但我想明白了一点，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发展测试技术，建造好的试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