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水青山:【原创】我见过的金一南(上),第2页- 西西河
绿水青山:【原创】我见过的金一南(上),第2页- 西西河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呢?俺一直认为,一个好军人,必须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把守的是这个国家的最后一道防线。由于做媒体的缘故,俺见 过一些专家,在聆听的过程中,俺模模糊糊地有种的感觉。因为我们原来和外面隔绝的太久,打开大门后,无数新的观念从外面一涌而进。在接触这些新说法的同 时,我们必须首先“解放思想”,放下自己的信念去体验接纳外来的东西。但不幸的是,每个国家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由此而产生的价值判断和理论体系 都是人家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我们中间的不少人把自己的脑子当作容器,先拿凉水冲刷干净,然后恭恭敬敬地灌上了别人的思想,最后迷失在别人的天堂。在我们的 许多领域,不少人,包括有话语权的专家,已经自觉不自觉地从情感和理念上和这块土地做了切割,成为外部势力的代言人。对于这样的人,我想他们已经不适合“ 爱国者”这个称号。
我还记得那天下班时遇上堵车,路灯在寒风中摇曳,大家在班车上闲聊。旁边一位战友给我讲起一件发生在他们家乡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他大伯。故事发生那年,他大伯还是个只知胡闹的孩子。
他大伯说,那天事情发生得突然,孩子们正在满村追逐玩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围了。有好几个正在开会的区委干部来不及走脱,都被困在村里、混在乡亲里面。
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近5000人中,有1000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很多糖,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给,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顺便指指哪一个不是这村子的人。
1000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接糖。日本人把孩子们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孩子们的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重新紧紧攥上。
日本人的糖掉在满是灰土的地上。
哪个孩子不知道糖好吃。
哪个孩子不知道不吃好吃的糖所带来的危险。
这位战友问他大伯:当时你们那么大胆,真的一点也不害怕?
他大伯回答说,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形容比喻,不会升华夸张,讲起来平平淡淡。他和他当年那些小伙伴从来没有谁认为他们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更没有谁觉得自己 也是英雄。他们凭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在大灾难面前坚守着那个棒子面窝头一样粗糙无华的意识——“一接,就成汉奸了”。这种道德 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致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盖”都无可奈何。
俺只是打这么一个比方,《军校异闻录》里说了一位小金教员,向他的学生们描述了20年后的世界。那样的故事,给大一的孩子们鼓鼓气,用心和效果都是好的。 但在成人的世界里,那样的故事未免失之玩笑。就像高官们嘴里的和平统一台湾一样,在老百姓嘴里早被划进四个基本扯淡。所以俺才忍不住说要写金一南。
金一南曾说:我当兵的时候,认认真真反复看过的有3本书:一本书是《毛泽东选集》。当时我就想,我们党建党时只有50几个党员,竟然在28年后建立新中 国,这是怎么回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的分析一上来就抓住了要害——军阀混战。军阀割据的边缘是真空地带,红军能 够在这里生存。所以,我从毛主席那里学习到的就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关注现实,不要去搞那些空洞的演绎和诠释。第二本书是《鲁迅全集》,我从中学习怎样让 自己的语言势如破竹。第三本书,就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说:“真正的勇士能够在黑暗中发现微光,并敢于跟随微光前进。”
在俺眼里,金一南是个冷静的鹰派。他的眼光确实比我们绝大多数人看得要远,但他是相当冷静的,绝不会把太平洋当成我们的内湖。类似的话题张文木也提 过,讲得更精辟。有兴趣的河友们可以去看看。某次讲座中,金一南倒是借美国人的口说了另一句话,某次中美国防部高层会晤时,美国国防部长助理谢伟森对中方 说,随着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大国,你们会发现做事越来越困难,而不是越来越容易。
有一次他问满座的听客——中国的领海宽度是12公里,这是一个什么距离?建国之初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提议按当时的国际惯例定7公里。老人家 回头问军队,我们的岸炮能打多少公里?回答是12公里。老人家说我们的领海就是12公里。国际惯例是怎么订的?就是用炮打出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呢?俺一直认为,一个好军人,必须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把守的是这个国家的最后一道防线。由于做媒体的缘故,俺见 过一些专家,在聆听的过程中,俺模模糊糊地有种的感觉。因为我们原来和外面隔绝的太久,打开大门后,无数新的观念从外面一涌而进。在接触这些新说法的同 时,我们必须首先“解放思想”,放下自己的信念去体验接纳外来的东西。但不幸的是,每个国家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由此而产生的价值判断和理论体系 都是人家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我们中间的不少人把自己的脑子当作容器,先拿凉水冲刷干净,然后恭恭敬敬地灌上了别人的思想,最后迷失在别人的天堂。在我们的 许多领域,不少人,包括有话语权的专家,已经自觉不自觉地从情感和理念上和这块土地做了切割,成为外部势力的代言人。对于这样的人,我想他们已经不适合“ 爱国者”这个称号。
我还记得那天下班时遇上堵车,路灯在寒风中摇曳,大家在班车上闲聊。旁边一位战友给我讲起一件发生在他们家乡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他大伯。故事发生那年,他大伯还是个只知胡闹的孩子。
他大伯说,那天事情发生得突然,孩子们正在满村追逐玩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围了。有好几个正在开会的区委干部来不及走脱,都被困在村里、混在乡亲里面。
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近5000人中,有1000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很多糖,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给,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顺便指指哪一个不是这村子的人。
1000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接糖。日本人把孩子们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孩子们的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重新紧紧攥上。
日本人的糖掉在满是灰土的地上。
哪个孩子不知道糖好吃。
哪个孩子不知道不吃好吃的糖所带来的危险。
这位战友问他大伯:当时你们那么大胆,真的一点也不害怕?
他大伯回答说,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形容比喻,不会升华夸张,讲起来平平淡淡。他和他当年那些小伙伴从来没有谁认为他们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更没有谁觉得自己 也是英雄。他们凭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在大灾难面前坚守着那个棒子面窝头一样粗糙无华的意识——“一接,就成汉奸了”。这种道德 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致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盖”都无可奈何。
俺只是打这么一个比方,《军校异闻录》里说了一位小金教员,向他的学生们描述了20年后的世界。那样的故事,给大一的孩子们鼓鼓气,用心和效果都是好的。 但在成人的世界里,那样的故事未免失之玩笑。就像高官们嘴里的和平统一台湾一样,在老百姓嘴里早被划进四个基本扯淡。所以俺才忍不住说要写金一南。
金一南曾说:我当兵的时候,认认真真反复看过的有3本书:一本书是《毛泽东选集》。当时我就想,我们党建党时只有50几个党员,竟然在28年后建立新中 国,这是怎么回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的分析一上来就抓住了要害——军阀混战。军阀割据的边缘是真空地带,红军能 够在这里生存。所以,我从毛主席那里学习到的就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关注现实,不要去搞那些空洞的演绎和诠释。第二本书是《鲁迅全集》,我从中学习怎样让 自己的语言势如破竹。第三本书,就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说:“真正的勇士能够在黑暗中发现微光,并敢于跟随微光前进。”
在俺眼里,金一南是个冷静的鹰派。他的眼光确实比我们绝大多数人看得要远,但他是相当冷静的,绝不会把太平洋当成我们的内湖。类似的话题张文木也提 过,讲得更精辟。有兴趣的河友们可以去看看。某次讲座中,金一南倒是借美国人的口说了另一句话,某次中美国防部高层会晤时,美国国防部长助理谢伟森对中方 说,随着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大国,你们会发现做事越来越困难,而不是越来越容易。
有一次他问满座的听客——中国的领海宽度是12公里,这是一个什么距离?建国之初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提议按当时的国际惯例定7公里。老人家 回头问军队,我们的岸炮能打多少公里?回答是12公里。老人家说我们的领海就是12公里。国际惯例是怎么订的?就是用炮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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