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ing Notes for Qian Xin: September 2008

Monday, September 29, 2008

【翻译】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一）

【翻译】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一）

近太忙了，只能每天翻一点。翻译的目的是把华尔街去神秘化，并据此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为中国自己的金融改革和创新提供参考。文中红字部分是要点，作者都有其他文章专门论述，以为支持。对于一些金融名词，我尽量提供浅显易懂的中文解释的链接，争取让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都能明白。西西河里经济和金融工作者很多，例如定远麾下和厚坤。我的本职工作与此没有太大关系，如有错误在所难免，大家请多包涵了。文章原文我全文摘录在此。另，呼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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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诺瑞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九月十六日，二零零八年

Sunday, September 28, 2008

空客A320改变世界航空业格局_新浪航空航天_新浪网

空客A320改变世界航空业格局_新浪航空航天_新浪网

　空中客车通过A320系列飞机开创了民用飞机的数字化电传操纵系统的先河，这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创新技术。通过电传操纵系统，A320系列各机型之间具有驾驶舱和操作的通用性，也就是说各机型之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这种特点为航空公司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成本效益，也减少了飞行员的培训时间。飞行员在完成一种机型的培训后，就可以驾驶具有相同型号认证的不同大小及重量的飞机。这些时间上的节省降低了航空公司的培训成本，并大大地提高了机组的生产力。

　　电传操纵系统带来的通用性还能大大提高飞行安全性，减轻飞行员工作负荷，减少机械部件，对飞行系统进行实时监控。数字化机舱管理系统的应用使得机舱内部灯光、温度、娱乐系统都能通过中央控制系统而达到简便、快速的效果。

　　空客又将这种通用性扩展到了其他各机型。目前，从100座级的空中客车A318到全球最大的A380，再到新推出的A350XWB宽体飞机都拥有非常相似的驾驶舱和操作特征。空中客车飞机的通用性使得用户通过减少维护培训、精简维护程序和减少零备件的库存等大幅度地降低成本。举例来说，在单通道系列机型中，从价值方面来看，常用零备件占到了99%之多。

Wednesday, September 24, 2008

《挺起中国的脊梁》——高梁

《挺起中国的脊梁》——高梁

　我国多数产业的特征是"大而弱"，在规模上、在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上，在跨国、跨地区营销方面，我们的企业处于明显的劣势。
　　我国某些行业，如钢铁、煤炭、化工、建材以及彩电等产业，目前的生产能力名列世界前茅，但企业规模太小，产业集中度却排名末尾。这些产业的经营管理落后，技术开发能力低，无力参与国际竞争。我们不及时实行产业的重组，扩大规模、改进管理和提高研发营销能力，我们的产业体系，就可能被跨国公司整合。[1]
　　钢铁：我国钢材生产仅次于日本，超过美国，是韩国的三倍，法国的五倍，它们的主要钢铁企业，新日铁，美钢联，浦项、法国的于齐诺·尔萨西洛尔，都跻身世界 500强，我们一家也没有。1998年，日本新日铁、韩国浦项两家钢铁公司的销售收入分别是216亿、97亿美元，而我国的首钢和宝钢两大钢铁公司的销售总额之和仅为53亿美元。[18]
　　汽车：全世界经过一轮轮兼并潮，目前只剩下20家左右汽车制造跨国巨型公司，有人预测，未来全球将只剩下6家整车公司，一般以200万辆为"经济生产规模 "。而我国国内汽车产销量不超过200万辆，由100多家整车厂生产。1998年，通用、福特、戴姆勒·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巨头的销售收入分别是1613 亿、1712亿和1546亿美元，同期，中国一汽、二汽、上汽三大汽车制造公司的销售收入总和只有118亿美元。[18]
　　发电设备制造：我国发电设备的产量居世界第五位，是世界上少数能制造大型发电机组的国家之一。"能够生产60万千瓦机组的哈尔滨动力集团，被定为不合资的 '国家队'，1995年产值30亿元人民币。美国通用1994年的营业额647亿美元。我们的国家队是通用的1/172。如果再考虑到各大型跨国公司之间多种形式的联合，这种规模上的悬殊差距就更大。 [1]
　　发电设备制造业是世界上高度集中的产业，1990～1995年，6家公司垄断了燃气发电设备的96%，美国的通用电力（94年排名全球500强第19位）一家占50%；蒸汽发电设备的81%为七大国际巨头所瓜分。未来10年，亚洲的发电设备需求为全世界的一半，中国为亚洲的一半。三峡26台70万千瓦机组，12台进口，14台国产。几家巨头早就在进口夺标的同时，紧锣密鼓地在我国组织合资，以争夺国产的60%。 [1]
　　 "中国在70年代末拥有相对发达的发电设备工业。当时共有三个主要厂家，占据了大约3/4的国内市场份额。在改革之初，这三家公司由一个统一机构管辖，如果这三家主要公司当时得以合并的话，它们本有可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大型企业…然而20年后的事实是，哈尔滨动力设备公司作为'民族优秀企业'继续维持原样，而另外两家主要竞争厂家则与跨国大公司组成合资企业…截止9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占据了大约1/3的国内市场，三峡工程首批全部涡轮机的供应均由跨国公司得标。哈尔滨动力设备公司几乎无力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18]
　　机床：我国是世界上第五机械工业大国，其中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居世界第七，技术装备产品门类齐全。其中冶金、矿山、石油、化工、纺织、食品等行业所需要的 160种大型成套设备都具备了很强的生产能力。[5] 但是，在当代工业技术进步的主流-数控机床方面，我国现有机床的数控化率不到2%（发达国家达到10%以上），机床销售数控化率不到10%。由于政策的失误，轻率同意国际数控系统界的两大寡头垄断厂商-西门子和法那克与我国核心研究生产单位合资，基本垄断了我国中高档数控系统的市场，对本国数控技术的发展带来极大困难。
　　有不少人不同意把企业规模作为衡量企业竞争力的因素。但企业规模是提高技术开发能力的必要条件之一，面对跨国公司，我们的企业没有规模，就没有竞争的基本条件。
　　世界性的争夺科技优势的竞争，推动企业研发投入大大提高。跨国公司不仅在内部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而且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基地和研发资金的主要来源。 1997年，我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研发费用相当于7000万美元，仅为波音的3.5%和法国航宇公司的5.3%。
　　英特尔是世界上最大的集成电路公司，利润率多年维持在30%左右。2000年，英特尔的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科研开发投入42亿美元。我国"十五"时期，"863"和"科技攻关"两项专项资金，国家共投入200亿人民币。一年仅40亿人民币。分散到各单位企业（当然各单位的研发资金不止这两项），我国企业和部门的研发实力如何和跨国公司竞争，不容乐观。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经营：市场控制和产业控制
　　美欧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其主要目标，是绕过关税壁垒，实行生产"本地化"战略，占领我们的国内市场。跨国公司投资与港台分散小型投资最大的不同，在于投资和产品的系列化。
　　 "德国政府控股40%的大众与上海和一汽的三个合资项目，仅上海桑塔纳一个车型，到1995年底，投资和转让技术的外国公司180家，其中60家已经在华建立了合资企业。另有50家正在谈合资。
　　 "汉高公司在华建立11家企业，生产金属化学品、民用粘合剂，家用洗涤剂、化妆美容用品和工业用油脂化学品。汉高的6大系列产品，5个来到中国。
　　 "德国巴斯夫（BASF）在中国合资10家企业，从二基苯、苯乙烯、聚苯乙烯、乙烯、分散体等原材料到尼龙、地毯、涂料、染料、乳胶、维生素等系列加工产品，形成了原料配套供应的分工体系"。 [1]
　　
　　挤占市场、压缩民族产业发展空间：跨国公司大量投资我国机电、日用化工、轻纺等高利润的传统行业，产品销售占国内市场份额猛增，在一些产业中已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进来一个合资企业，挤垮一个行业"，民族企业、国有企业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跨国公司到了家门口，国内竞争国际化。我们的竞争地位如何？"我们劳动力便宜，跨国公司的'三资'企业也是劳动力便宜，而且没有退休工人，企业不办社会。我们有地方政府支持，跨国公司的'三资'企业，也有地方政府支持和各种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我们有的，人家都有，我们没有的--跨国公司调度资源的能力和雄厚的资金、技术，人家也有。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企业，将在中国编织各自的分工体系，而且越编越大，越编越周全"。 [1]
　　 1996年统计，外资企业在大陆已经占有的市场份额：轿车业的68%，电梯的70%，彩色显象管的65%，程控交换机的90%，移动通信的100% （2000年92%）。目前外资在橡胶、啤酒、软饮料、洗涤用品、制药等行业已完全取得垄断地位。[9] 我们的胶卷工业，已经面临全面被外资控制的前景。
　　可口可乐把我们的软饮料打垮，柯达把我们的感光材料业打垮，洋啤酒占领了我们的多半市场，固然令人痛惜。对行业来说，中国人退出"老板"行列，给洋老板打工。对宏观经济来说，丢了品牌，利润被外国股东分去一块。但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我们的基础产业、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装备工业、汽车工业，以及金融、电信等行业）情况将如何？对中国经济安全将产生什么影响？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过多，特别是对于下游产业的设备和生产线以优惠政策减免税鼓励引进，造成大量重复，严重冲击上游产业。我国现有的装备工业、机床、模具，高级原材料的市场日益狭小，难以发展，同时也就压制了自己的科研开发。"引进3000亿美元外资，如果有70%是外国设备，就减少了2000亿美元（1.6万亿人民币）的国内设备投资。人们看到的只消费品市场的繁荣，但实际上技术创新和基础工业，越来越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16] 我们还在有意鼓励这种政策（汽车过分保护，数控机床过分暴露），这种对装备工业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既有决策层的指导思想问题，也是使用单位的压力的结果（都要用洋设备）。
　　 "国有企业今天的严重困境，实际上是洋重复挤垮了土重复，外资打垮了内资"。[2] "正因为此，1990年代由外资带动的那部分GDP增长，其收益主要落入外资一方。我国得到了经济增长快的虚名和失业大幅度增加的实祸，外资则得到了减免税收、降低成本、占领中国市场和增加利润的大量好处。" [12]
　　
　　收编国有企业，割裂我国产业体系：跨国公司利用我国政府给予的国民待遇和地方的各项优惠外资"土政策"，"专门找行业内的知名企业谈合资合作，争取控股，然后展开对我方品牌的收购。许多历经数十年辛苦经营创下的国内著名品牌，纷纷被外资企业的品牌所取代，随之外资品牌通过原国产品牌的信誉和渠道不费吹灰之力大举进入了我国市场。有些国内企业甚至主动出卖自己的品牌，将全部市场拱手让与外资。" [9]
　　在一些大型合资项目中，外方利用中方在资金上的短缺，通过不断追加投资取得了控股地位。
　　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的企业，由于地方分割形不成应有的规模，而且各地方在将"招商引资"作为考核"政绩"指标（所谓"发展是硬道理"）的激励下，以"外商投资多多益善"、"国有企业靓女先嫁"的指导思想，不顾整体利益，争相找跨国公司（越大越好）合资，而且不以丢掉民族产业的"自我"为耻，反以为洋人当"高级打工仔"为荣。我们的汽车工业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的造船工业已经形成了很大优势，一些地方还无视中央精神，与我们的竞争对手韩国造船公司谈引资问题，等于引狼入室（见船舶工业篇）。
　　从一个企业和地方的局部看，"靓女"嫁给跨国公司，等于"榜"上大款，使企业"技术水平得到提高、产品销路得到保证"。符合局部利益的事，大家一起上，就成为"合成的谬误"。而且无庸讳言，不少地方"靓女先嫁"的积极性包含有不正常因素，如利用国有企业机制不顺，"经验"不足，以及普遍存在的崇洋媚外心理，和国有部门的腐败风气，成为争相"出嫁"的推动因素，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9]
　　 "当前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自己不重组，跨国公司就要按照他们的国际分工体系整合中国的产业。…合资的我方，部门地区分割，各自为战，依然故我，合资的外方，一个统一的指挥调度中心，如臂使指，眼看着构造成完整的分工体系".所以"我们自己不整合，跨国公司将整合中国的产业，并非危言耸听"。 [1]
　　
　　让出市场换来了什么技术？
　　引进外资失去了产业控制权，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国外先进技术？国内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
　　应该看到：外商投资具有以下技术转移的内涵：
　　（1）相对较先进的机器设备。但在很多情况下，核心技术固化在设备中；电子技术的发展提高了技术保密程度，设备仿制越来越困难，对操作技术要求相对简单。因此，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往往造成产业内垂直分工。
　　（2）示范作用：我们通过合资形式能够获得的，多为演示性的知识及操作性技术（而并非研究开发性技术），如设备的良好性能、高质量的产品，使人感知到技术的发展动态；
　　（3）获得有关生产管理、营销方法的知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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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book is written in 2001. Now we are doing better, in fact the bad state does not appear.

挺起中国的脊梁--船舶工业（2）

由于条块分割体制，难以实现行业的集中化要求。全国现有钢质船造修船厂1853家，

职工36万人，总资产约400亿元，分属船舶总公司、交通部、农业部、海军、总后等13个中央部门和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各自为政，投资低水平重复。体制上所表现的缺陷，和其他工业的情况相差无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船舶工业至今没有一个统管全行业发展的宏观管理机构。由于没有行业发展规划，东部沿海地区铺新摊子、扩充中小型造修船厂的势头有增无减。

集中程度低，企业规模偏小。以1994年数据计算，我国前5家骨干船厂的生产集中度仅为31%，而日韩分别为44%和99%。芬兰两家船厂占其全国产量80%份额。

近2000家企业，年造船量和销售额，不及日韩一家几千人的船厂。中船总系统26家修造船厂，产量在20～40万吨的仅有4家，绝大多数在万吨以下。96年全部产量186万综合吨，不到韩现代重工蔚山船厂或大宇玉浦船厂（400万载重吨）的一半。

造船设施，全世界300米以上的船坞共54座，我国只有1座。我国建造大船能力不足，小型船舶能力过剩。见表4-4。

表4-4 中韩造船骨干企业规模比较

固定资产(亿美元)

流动资产(亿美元)

造船产量(万吨)

世界排名

现代重工

大宇重工

三星重工

400

399.8

224.5

江南造船（集团）

大连造船厂

广船国际

0.9

0.68

0.76

3.2

2.1

2.5

20.2

资料来源：《造船工业》 1998年第7期。

产品结构层次较低

我国造船业以建造油轮、散货船等常规船为主，常规船占造船总量的90%以上。复杂型船（集装箱船、液化气船、滚装船、冷藏船、化学品船……）占造船总量比例，全世界平均24.5%，其中西欧45.5%，日本20%，韩国12%，台湾8%，我国大陆2.1%。这说明我国造船技术竞争力有待提高。

船用设备自给能力低

国产设备实际装船率，1994年为52.9%，1996为年41.3%，造成出口创汇的严重结构性外溢。而日本国产船用设备占97%以上，韩国85%左右。

生产效率低

劳动生产率方面，船厂职工年船舶造建量，世界平均15.4总吨，我中船总系统7总吨。日本230总吨，韩国140总吨。与日韩相比，人均产值相差约10～15倍。15万吨以下船舶建造周期，日本、欧洲各主要造船国的平均周期为10个月，我国为12～30个月。见表4-5。

陈郢客:【原创】从张春桥的文章闲话中国的造船业（上），第1页

陈郢客:【原创】从张春桥的文章闲话中国的造船业（上），第1页

交通部感受到很大压力。迫于这种形势，上海远洋运输公司经过认真研究，于3月12日呈文交通部、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申请“风庆”轮出厂后不再在中国沿海航行，直接安排远航。航线安排为“中国——地中海。四月下旬装载上海——罗马尼亚大米约12000吨。经过上级检查认可后，“风庆”轮于5月4日，装载11000吨大米，从上海港起航。为预防“风庆”轮首次远航发生意外，上海远洋运输公司特派“望亭”轮伴航保驾，确保“风庆”轮首航成功。全船共61人，他们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远洋船员，其中共产党党员占总人数的70%。他们长年累月奋斗在远洋战线，具有熟练的航海技术和吃苦耐劳精神。
“5月下旬，“风庆”轮航行印度洋上，发现主机有三个高压油柱活塞开裂，两个油头裂纹，一台分油机弹子盘严重损坏。经过船员日夜抢修，更换零部件，恢复了正常航行。6月17日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港再次加油补水，进行机械检修和精心保养后又踏上航程。“风庆”轮经过长达1037个小时的航行，先后越过三大洋，绕过好望角，两次穿过赤道，沿途经历了春夏秋冬四季，航程16000海里，历时54天，于6月28日到达黑海之滨的罗马尼亚康斯坦萨港。“风庆”轮在康斯坦萨港停留19天，借助装卸货的机会，对船舶设备进行全面检查，更换备件，加以修理。卸完大米后，装载回程货5100吨尿素，于7月17日离开康斯坦萨港，开往保加利亚的瓦尔纳和意大利的布林的西港，加载铅、铜和化工品等货物5772吨，共计10872吨，于8月8日返航。”
“9月9日，“风庆”轮航至印度洋时，主机一增压器漏水，造成停车，航船失去动力，随风漂荡，当时风大浪高，船体横摇20多度，船位偏离航线52海里，美国军用飞机在 “风庆”轮上空先后盘旋侦察3次。全体船员奋不顾身，有的船员把棉被铺到机舱内过夜，经过47小时连续苦干抢修，终于使主机恢复运转，于9月20日抵达新加坡。借助加燃油补淡水的机会，动员船员对机械设备再次进行全面检查保养，调换零部件。9月22日离开新加坡，9月29日顺利抵达上海吴淞口锚地。”
国产“风庆轮”的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风庆轮”事件很复杂，高层借机斗法，风庆”轮返航的新闻推迟到10月9日才见报（左派怕在国庆喜气中淹没了），远洋运输总公司派到船上的两位干部也成了神仙打架的牺牲品。这个复杂事件多少也遮蔽了国产造船业的真实诉求。

1982年，由原六机部直属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交通部15个大中型船舶企事业单位，组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为国务院领导的部级全国性专业公司。它集中了我国造、修船的主要力量，实行工贸结合，军民结合，造修结合，科研生产结合。国家对总公司实行计划单列，总公司对财政部先后实行利润按比例、定额上缴办法。总公司受权执行一定行政职能，“原六机部和交通部工业局的业务由中船总接替”。总公司负责组织重大军品研制、生产的协调，参与军工产品的鉴定定型工作，发放部分船舶专用设备的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定部分技术标准和产品标准，进口船用设备审查，对部分企业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并供应物资，代表国家审批船舶总公司系统的船舶出口合同等。
“八五”时期国家投资汽车工业588亿元，是同期国家对船舶工业投资的7倍。“1978年后，军用船舶定货急剧减少。随着经济发展，外贸扩张，远洋航运事业也不断发展。但民用航运部门仍热衷于外购，当时，造船工业和其他军工部门的处境差不太多，“军转民”调整步履艰难。 ”
我读了n篇船舶业论文及报告，其中都跃动着一个梦想：希望国轮国造能得到真正落实。——因为“国轮外造，外轮国造”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的写照。
“国轮外造”的首要原因在于政策，主要是国内外购船贷款差异太大。外国政府贷款造船期限10年，宽限4年，贷款利率3.25%～3.75%，日本仅为1%。我国贷款期限5～10年，税后还款，延期还款追加20%罚息，贷款利率8%以上，最高15%。一艘投资1亿元的船舶，还本付息最高达到1.9亿元，目前也需要1.56亿元。另外，车船购置费规模（贷款额度）受到严格限制，这也制约了航运的发展。
比较日韩便知道，人家的造船业排在我们之前，颇得力于政策扶持。日韩政策性银行对船舶工业的支持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一是对船舶出口的优惠贷款、贷款担保，而是对在国内订造船舶（计划造船）的优惠贷款，贷款担保，三是对造船设施建设的优惠贷款，四是对船舶企业改组的支持，比如通过债转股等形式。
1947-1948年，当时日本船东缺乏资金订购船舶，政府利用复兴金融金库向船东提供造船贷款（第1-4次造船计划），共向国内传动提供87亿日元贷款，占复兴金融金库贷款总额的61.7%。1949-1952年，政府利用在日销售的美国物资所得资金对在日本订造的日本部分传播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第5-8次造船计划），共向国内船东提供600亿日元的贷款，占贷款总额的42.9%。1953年起通过开发银行对列入计划的船舶提供长期低息贷款，贷款额相当于船价的80-90%，偿还期13-15年，利率6.5%。从1947年到1980年共实施了36次造船计划，计划包括1143艘/3405万总吨船舶，贷款总额近25000亿日元。1979-1981年，世界造船市场出现严重萧条，不少造船企业经营困难。在这个时期，政府通过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扩大计划造船的贷款比例和提高利息补贴，鼓励和刺激远洋船舶的提前更新需求。
而我国“国轮外造，外轮国造”的矛盾十分突出。我国航运部门每年有80%的出口定单流到国外，因任务不足，船舶工业每年又要拿出80%的能力承建出口船舶。1994-1998年，我国外流定单共计922万吨，超过同期完工出口船舶的30%。1998年定单外流呈上升趋势。1～9月份，流失定单 179 万吨，总计12.5亿美元，比1997全年分别翻了一番。我国用户在日韩订购的大批量散装货船、集装箱船，其实都是我国技术上十分成熟的常规出口船型，其中有享誉国际市场的“中国江南型”7万吨散货船。我国目前如此规模的大进大出，在世界上实属罕见。
就技术而言，目前国内船用大型主机，主要配套设备，高科技、高附加值船型的设计仍需引进或靠许可证生产，这与造船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技改、科研方面亦缺乏税收、贴息等方面的支持。
日本一直有效实行造船与航运统筹安排的“计划造船”制度，我国由于没有把造船与航运纳入统一发展规划，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把“国轮国造”作为振兴民族造船与航运业的国策，致使国内市场占有率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造船有能力供给，航运业有需求，但缺乏协调，各自舍近求远，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这对国家资源来说，亦是严重浪费。

我国造船行业中，基本形成了三块：一是中船集团公司和中船重工集团公司为主要力量的国家队。第二是江苏、山东、大连等地方造船企业形成的地方造船，第三是交通航运系统的长航造船工业。中船重工集团本世纪初年造船总量在93万吨，占全国总量的23.8%；地方造船业总量占全国的18%，为70万吨；长航集团船长总量占30万吨，占全国造船总量的7-8%。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船舶工业至今缺乏行业法规，企业在竞争中无法可依，生产许可证制度不健全，船舶标准化管理缺乏监督。
人家都在修堡垒，大抵只有我国才大胆裸奔。世界许多国家均通过国内立法及国际多边协议，确保本国船队获得必要的货载份额。而我国航运市场早已对外全面开放，为吸引外资，国家为外国航运公司提供了若干比国内更优惠的“超国民待遇” 政策，使本国航运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公平的弱势地位。
造船还是买船？百余年的故事有悲凉处，亦有慷慨处，更有微妙处。清代买船便可抽佣金，买这家还是那家，官员不同，取舍便不同。（当然，洋货优先）。造船业集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于一体，若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整合不起来，规模上不去，造船业规模效益的威力就无法显现。而这背后恰恰需要国家政策和制度的扶持。
国轮国造，起码要给国有造船业一个平等公平的机会吧？我国造船业可不是许褚，人家衣甲齐整，我们却要赤膊上阵。我们倒要代为鸣个不平，谁让你赤膊?怎可赤膊？

【附录】
航运界对外合作政策问题（国货国运）
　　
　　为了加入WTO，我国对国外航运公司相继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关于航运业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政策法规。允许外国航运公司在华设立子公司，从事船舶的揽货、签单、结汇和签订海运业务合同；允许外商以合资形式在华设立国际船舶运输企业，中方出资额不低于50%；经批准，允许外国航运公司从事停靠我国港口的国际班轮运输，在港口服务业领域中，对行驶国际航线的中外籍船舶统一征收港口使用费；鼓励中外合资建设经营公共码头泊位，其进口装卸设备免收关税和工商统一税等。
　　但是，在有些政策调整的时机掌握上，似有过快之嫌。有些政策尚有必要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参照国际惯例，进一步健全完善。例如货载政策，目前世界上仍有相当数量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执行货载保留活货载优先原则，国际班轮公约行动守则公约明文确定4：4：2的货载分配原则，而我国1988年即宣布取消货载保留，这就超出了我国大多数国有航运企业所能承受的水平。又如，为吸引外资，国家为外国航运公司制定了若干比国内航运公司更加优惠的“超国民政策”，此属于不公平竞争。

Tuesday, September 23, 2008

蒋介石王牌悍将—连载频道搜狐读书频道—阅读不在别处

蒋介石王牌悍将—连载频道搜狐读书频道—阅读不在别处

对于这场即将到来的内战，张灵甫持有自己固执的理念，他曾经自我标榜信仰说：“余之信仰三民主义，绝非盲从，盖舍三民主义外，更无真正救国救民之主义也。”又说：“击败共匪，首在军事胜利，然保证军事胜利，必赖政治修明，而政治修明，则更有待于三民主义之实现，故惟有彻底奉行三民主义，始能保障政治修明与军事胜利，而达成消灭共匪建设新中国之目的。”《张灵甫烈士传》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1959年

这些话从张灵甫口里说出来毫不奇怪，这是他积极投身内战的思想基础。有一点张灵甫是说对了：“保证军事胜利，必赖政治修明”。的确，政治不修明，军事上的胜利也就无从保证，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彻底失败，归根到底还是败于不“修明”的政治，军事则是随着政治的沉沦而殉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张灵甫不会想到自己会出师未捷身先死，他没有能够达成“消灭共匪”的目的，反而被“共匪”消灭了。有人说，张灵甫若是识时务的俊杰，抗战结束后就应该毅然解甲归田，不参与内战，保全抗日英雄的名节　。然而，将历史人物抽离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特有的人生经历和个性，徒以事后结局去孤立地假设他先前应该如何思想与作为，不免荒谬。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总是有其一定的内在发展逻辑和轨迹可循，即使在黄埔系将领中，张灵甫也是属于为数不多的“另类”，他对于本党和领袖绝对忠心，至死不渝，为维护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权而战，为建设他心目中的“新中国”而战，这才是他自认的“正道”。从这一点上说，张灵甫是没有选择的，以他的境界和性格，也不可能做出别的选择。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而不“修明”的政治，左右了军事上的最终结局。张灵甫的血，将为不“修明”的政治而流，他注定要为此押上昔日的荣誉，而甘当孤臣孽子的孤傲性格也决定了他的命运。张灵甫无意做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他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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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be Jiang and Zhang should read mao's article.

没落的阶级与无奈

没落的阶级与无奈

看了月色mm的文章以及由此在河里引起的争论，很有意思。月色mm说的大概是没错，她（或者他的祖上）眼里的江浙这些地方可能真的“找不出几个大牌革命家”，因为“大牌革命家”的出生大概都不够大牌。不是书香门第，没上过“精英学校”，不懂得“温文尔雅”，“礼仪廉耻”，不穿名牌西装，不会英格立需，如何算得上大牌？（按照月色mm另文，除了TG为首的几个除外，他们大多符合上述标准）
很好，说得很对，很现实，这恰恰体现了旧中国士大夫阶层被现代社会运动抛弃后的一种无奈。这些的旧中国式的所谓“精英”士大夫阶层面对社会的变革，无奈而又不甘的发出他们的宣言，我们不屑与“匪”“混混“同道。在他们眼里，或者基于他们的价值观，任何社会变革者都是“匪”，“混混”。更准确地说，那些造反的不过是些“农民”，“泥腿子”，成不了气候的。
这样的话，晚清的遗老们说过，蒋雄奇说过，甚至于TG的早期领导人也未必没有人这么认为，但是TG最后的成功恰恰在于发动抛弃了所谓的“精英”路线，而是依靠和发动了“农民”和其他劳动者。
在今天，仍然有人看不起“农民”，这也不奇怪。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大城市，出生书香门第，特别是在所谓具有文化底蕴的中国某些地区的某些人来说，“农民”大概仍然是“混混”，“无知”的代名词。
可惜，秀才造反，十年不成。那些被历史和社会抛弃的“精英”人物除了感慨一下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之外，恐怕也真的没有事情可以做了。
引用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来为这些“精英”做个总结，我觉得是极其合适的：
“‘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
，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
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辈一样，言行都很温文尔雅。然而愚民
究竟也有聪明的，早已看穿了这鬼把戏，所以又有俗谚，说：‘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
娼！’他们是很明白的。”

道歉我看就不必了，屁股不在一条板凳上，哪有话说。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各走各的吧。

又，有话好好说，讨论不是吵架或者戴帽子。本文也绝非针对哪个个人。

Monday, September 22, 2008

中航总经理：中国军工产业发展应借鉴美国模式_新浪军事_新浪网

中航总经理：中国军工产业发展应借鉴美国模式_新浪军事_新浪网

　林左鸣需要挑战的课题不止这些。多年来，这位国企老总军团中的“思想家”，一直呼吁要再造中国军工产业，力图使重新焕发青春活力的军工成为整个中国战略产业的“领头羊”。他在《再造魂魄》、《看不见的心》等书中，详细解读了美国军工牵头的整个工业体系链条的运行规则。事实上，美国几乎所有前端的高科技项目，都有军工背景。军事工业就像工业革命的“母鸡”，不断下出了一个个引领全球科技发展方向的高科技“金蛋”。这正是美国从上世纪开始，连续不断推出“原子弹计划”、“登月”、“星球大战”、“反导弹防御”等超大型军工项目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军工越发展，企业越有活力，经济越发展，资本市场越繁荣，国家整体竞争力越能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这中间的秘诀，就是“寓军于民”、“军民融合”。林左鸣多次强调，军事工业的大量订单，包括前期科研投入和后期的市场采购，都同美国大大小小各类科研机构和中小企业“紧紧捆绑在一起”，共生共荣、协同发展，这才是美国工业长盛不衰的秘密。

　　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主要集中在下游、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那么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就是以军工为龙头的战略产业能否重新启动，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实现升级换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高科技为特征的军工将是未来中国工业之魂。

　　重组中国航空工业，也许给了林左鸣一个“理论联系实践”的机会。将新中航打造成中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这或者才是林左鸣的雄心所在？无论如何，林左鸣的实践已经与中国工业的未来战略紧紧联系在一起。

　　一头狮子带领一群绵羊，足以打败由一只绵羊带领的狮群。有人把林左鸣比喻成“雄狮一样的企业领袖”。果真如此，这头雄狮也只是刚刚踏上征途。

Google's Android: It's not just for phones | Crave, the gadget blog - 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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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starting to see Android get designed in on devices that extend way beyond the phone--things that might go in the automobile or things that might go in the home," said John Bruggeman, chief marketing officer at Wind River Systems, a Google ally that helps phone makers build and customize Android for their phone hardware.

windRiver?

Sunday, September 21, 2008

强贴！美国各大学资助国际学生详情： - 文学城: 热点论坛 web.wenxuec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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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仔细看，各类数字排列：

http://www.mediafire.com/?qfkwgaiyaba

2005/07 American Inst. with Financial Aid for International Undergraduates
Overseas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dmission Counseling
Doug Thompson, 36 Reservoir Road, Marlboro, NY 12542, thompson@oacac.com

College Name, ST, Total Enrolled, Cost to Attend, Number Aided, Average Award, Total Aid Awarded.

Saturday, September 20, 2008

【原创】战上海的小故事

【原创】战上海的小故事

我要说的是月蒲街的一场战斗。
月蒲镇由国民党52军防守，自其一月底进驻以来四处抓壮丁大兴土木，利用原有工事构筑了以321个碉堡为核心的工事群，镇外几百米内所有自然村全部拆毁。
5月12号260团进入阵地，13号发起攻击，14号剩120人，15号凌晨剩64人。
14号259团两个营接替260团突破口，向月蒲街展开攻击。
259团的攻击方向是北面叶大村开始，在259团的反复冲击下守军渐渐不支，开始撤退。守军撤退前开始在镇里纵火，并将困在镇内的百姓向259团方向轰。一时间镇口哭喊声一片。镇外的解放军见次状况立即放弃火力攻击，装上刺刀继续冲锋。几百米的开阔地，不断有战士倒下，倒下的战士继续向前爬，至使至终没有一个人开枪。短短的几百米，87名解放军战士活下来9个。
259团团长胡文杰15号牺牲。

19年前听说此事，记忆上可能有所误差，这句我肯定没记错“87名解放军战士活下来9个”这是幸存的镇内的百姓说的。

【解读】一封有意思的信

【解读】一封有意思的信

鞍钢宪法曾被确立为国营企业中的“宪法”，地方上“政治挂帅”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执行分寸并非完美；后来却销声匿迹了。（鞍钢宪法研究）邓公目光注重当下实用，因其不够完美——日后便走了另一条道路。

我们丢掉了，美、日却有所借鉴。“在这股“后福特主义”的世界潮流中，毛泽东所推崇的“鞍钢宪法”，以其最早并鲜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体制挑战，而格外受人瞩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Ｒｏｂｅｒｔ　Ｔｈｏｍａｓ）明确指出，“毛主义”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④，即充分发扬“经济民主”——两参一改三结合——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见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

我昨天搜了半天，——刘少奇可能在50年代就造船业说过。

我昨天搜了半天，——刘少奇可能在50年代就造船业说过。

认为暂缓为佳的是刘、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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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后的感受是：

实用主义有实用主义的好处，但也有局限之处。
算账算得精的人，往往对于“势”对于深层之“理”
的直觉未必很好。
这方面，毛泽东的直觉是非常突出的。
一个国家，经济什么都自力更生，——速度上会受损失；
同样，一个国家，只会算经济账，大器件上不能坚持独立自主，恐怕也要吃大亏的。
中国为何特别推重“中庸”，也实在是因为我们太缺乏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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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元帅的不同规格、不同等级的葬礼(组图) -6park.com

中国十大元帅的不同规格、不同等级的葬礼(组图) -6park.com

徐向前说，我说不了多少话，我要说的是，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遗言。

【情感】因为穷，所以她提出分手_网易新闻论坛

【情感】因为穷，所以她提出分手_网易新闻论坛: "我在所谓的赌场看场，突然有一天，在旁边小卖部看见了她，心里就想要是我女朋友该多好。厚做脸皮问她的电话号码，发信息给她，一直在变换着内容给她发短信。就这样，我们的联系慢慢多了起来，无时无刻不在电话联系，我每天的工资就全部缴纳电话费用了。十多天以后，她终于答应做我女朋友。

　　半年以后，因为我实在太穷，她有了离开我的念头，在月底的几天，我们没有钱吃饭，有天她上夜班，早上回到家就睡觉，我看做她辛苦的样子，心里无比的难受，就给我的朋友打电话，想借点钱用，可是我没有钱坐车，像别人借了两电单车就上路，当时下作大雨，路程有30公里，我不认识路，只知道方向，在大雨中心里一直想着我媳妇还饿做肚子，我必须快点回家做饭给她吃，在这个信念的支持下，我在大雨中不知道摔了多少次，到哪里的时候全身已经没有了任何感觉，麻木了。

　　为了她，就一个信念，坚持，雨再大，也要坚持，等我家里的时候已经过去3个小时了。等到我做好饭菜，她却不吃，而是看着我，目光显得很无奈。看着她的目光，我慢慢的感觉到什么，最后她还是挑明了，叫我不要太辛苦了，提出和我分手，一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告诉我，她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她已经背叛了我，和一个网上认识的男人已经发生了关系。问她问什么这样对我，她说我没钱。这也是很现实的一句话，钱！我心里想为什么女人会这么无情，我很难过，心如刀割，但，我在深思过程中，慢慢的原谅了她，因为我爱她胜过自己！

　　可是，我的真心付出，却没有换来爱的结果，还是分手了，原因就是一个字，钱，因为我没钱，我很穷。但我想，穷有很多原因，我坚信我努力、我奋斗，不可能永远这样！可是，眼前她不给你给我改变穷命的时间，她只看眼前，结果，我失去了，失去我真心付出的爱！......

　　难道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爱，我一直想，爱的衡量标准是什么？难道只有钱才是维系爱情的条件吗？钱是否能换来真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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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确实需要能照顾家啊

[国庆征文]----《“三五支队”的浙东抗战史》亚太战场战场军事�

[国庆征文]----《“三五支队”的浙东抗战史》亚太战场战场军事�

1945年3月13日，纵队成立新的三支队，原三支队编为新三支队一大队，原三支四中随之改编为新三支二中，北撤后又多次改编。到新中国成立时，部队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第六十师第一七九团第一营第二连。

历史总是那么让人回味

历史总是那么让人回味

解放以前，毛泽东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很成功的。一半左右的解放军战士和共产党的干部来自国民党的军队、土匪武装、流氓无产者。但是，毛泽东利用高超的手腕，把他们都成功地整编了。使他们在革命精神的引导下，成为革命的力量。即使有自己的不纯洁的目的，也不得不收敛起来。

解放以后，革命形势变了。没有国民党的步步紧逼了，危机感没有了，享乐主义者多了。过去加入共产党是掉脑袋的事情，现在是追求权利的必要条件，机会主义者也多了。没有军功来评级，晋升靠的是上级的印象，官僚主义就流行了。理想主义者，这个时候就不得势了，逐渐被边缘化。党员和老百姓远了，和特权和享受近了。革命精神在迅速消亡。

毛泽东意识到危险性，但是又不肯真正放权。希望依靠自己的控制的文化革命，让共产党的队伍焕发第二次青春。到他晚年，自己的皇权思想也膨胀了。虽然生活上依然很朴素，但是用人侧重的是权谋而不是道义了。

Friday, September 19, 2008

琪言纤语

琪言纤语

这已经是我们上大学后的第九年。这其间有多少日落黄昏沉默地滑过了，而我甚至不曾起念抬头看一眼。终待有一天，那些宏大的轰动的绮丽的被他人记成动人情节的故事都会过去，而终于只有黄昏的某一线光芒或初秋的某一丝气息，掀起昨日的衣角偶然飘落，猝不及防。那是我的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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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那所著名的大学，我没啥风花雪月。我经常对自己说的几句话是：
心如止水 --搞定了，不要高兴，再查一查；没搞定，不要急，肯定能搞出来的；---但是我现在好像已经静不下来了；
生命不息，干活不止 --也许是当时总是心情不爽，所以靠干活来让自己不去想啥。

等到读研的时候，第二点解脱出来了，但是干上了没办法要干的出国，第一点就没有了，找不到干活要静的感觉了。

其实G6也不是个什么风花雪月的地方，但是既不是我们那所大学最有韵味的地方，条件也很烂；但是大家都很喜欢自己的G6. 我们班/院的同学真是好。大家团结，以学习为导向，踢球一起在场上拼搏。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群做事的人. 我们这些理科工程类科院系的人到现在也没搞明白文科和理科的人是怎么做事的，所以只认为我们才是做事的队伍。

"9·18"与中国买办的不抵抗主义_宋晓军的博客_新浪博客

谁的利益如此神圣？

　　1931年8月22日蒋在南昌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9·18”的夜里，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打电话给北大营下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蒋说的“我们”是谁呢？荣臻说的“国”是谁的国呢？

　　显然不是农民，从清末以来，每一次割地赔款的负担最终都落到农民身上，早就知道“最恨条约”的道理。

不是工人，因为工人一向在列强和买办的血汗工厂里被敲骨吸髓。

也不是知识分子，“9·18”之后不知有多少青年学生在请愿时被打得头破血流。

也不是军人，保家为国是军人的本分，绝大多数军官和士兵都是坚决要求抗日的。

甚至有不少地主，因为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大部分土地被日本人霸占了，在东三省，日本也计划霸占1/3的耕地分给日本的“开拓民”。

　　总是有人要求别人牺牲，牺牲工人，牺牲农民，牺牲知识分子，牺牲军队，牺牲一代人，牺牲国土，牺牲盟国……试问一个国家里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军队都牺牲了还剩下谁？谁的利益如此崇高？竟需要整个民族为之牺牲？

　　这个凶狠的怪物就是买办。蒋发表的讲话正是官僚买办集团利益宣言。蒋的不抵抗主义正是买办利益的要求。

　　买办诞生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列强必须通过买办在中国谋取利益。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主要有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武力掠夺三种手段，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侵略手段也不同：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主要是靠商品输出(鸦片贸易就是典型的例子)；北洋军阀时代重要依靠资本输出(主要依靠借款给军阀们打内战，作为交换攫取中国的铁路、矿山、关税等利益)；1927年以后主要转为武力掠夺，因为日本已经不满足于从半殖民地的中国获得的利益了，因此发动“9·18事变”夺取东北三省做殖民地。

　　在这三个阶段里，买办始终为帝国主义服务，同时分得一份利益，因此买办的势力也逐步增强。

　　最初买办除了有几个钱之外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到了洋务运动时期，由于封建势力需要加强和列强的联系，于是出现了所谓“红顶商人 ”。如1900年，上海40个大买办中有15个花钱捐了“候补道台”。但这仍是一个尴尬的形象，因为社会主流还是科举制产生的封建士大夫，因此很多买办还积极参加反清活动。

　　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出现了江浙、华南、北方三个买办财团，这时的买办通过资助各派军阀，积极参与政治。在广东，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陈廉伯甚至组织商团武装和孙中山的革命军作战。在上海，江浙财团导演了著名的“4·12事变”。

　　1927年后，由于江浙、华南两大财团和蒋介石政权的结合，买办发展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但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掌握了军政大权。1927年的蒋政权是个买办和大地主联合执政的政权，而1940年汪伪政权已经完全成为彻底的买办政权了，伪中央政治会议的30位委员大部分是买办。这时买办对帝国主义武力掠夺的最好服务就是不抵抗主义和投降，他们得到的利益就是继续掌权。

　　对于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国民党逃台之后曾美化为“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一次次外敌入侵，一年年国土沦丧，没有一天停止过内战。虽然军费一直占政府支出的80%，但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却没有任何实质的进步。中国仍然不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国防需要的飞机、坦克、重炮。“黄金十年”竟是以南京大屠杀为结局的。

　　然而买办们在这十年里却大发横财，从1928年建立中央银行开始，到1937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已经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业。至今还有人怀念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怀念黄浦江里的外国兵舰，怀念租界里手持棍棒的红头阿三和安南巡捕。这些人就是买办和租界文人，那是他们淘金的十年。

　　买办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卖了农民卖工人，丢了东北丢华北，至于从日本手中收复朝鲜和台湾更是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总之只要买办们能苟且偷安，继续捞钱，一切都可以出卖。唐朝时武则天有个男宠叫张易之，有人在他家门上贴了个纸条上写：“看你横行到几时”，张易之竟狂妄的回贴：“为欢一日已以足”。后来张易之果然被愤怒的羽林军斩杀了。然而买办的本事比张易之要大得多。他们一面把中国当成淘金场，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风吹草动，只要拿上一本护照，再记住瑞士银行的密码，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宋美龄，她豪华别墅的每一块砖都浸透了南京30万中国人的血，她余生中的每一天都在向人们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买办没有祖国。

　　因为买办没有祖国，所以买办不需要国防。蒋介石时代对海军的投资还比不上满清。30年代蒋军的炮兵实力甚至比不上北洋军，北洋军参照德国、日本军制，1个正规师里还有1个炮兵团，而1937年的国民党军最好的嫡系师里也只有1个炮兵营。买办经济只偏重于列强需要的纺织、原材料加工等轻工业，而所有和国防有关的航空、化学、钢铁等重工业买办都不能使买办获利。宋子闻有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

　　买办也需要军队，但这是内战型的军队，专门用于镇压人民的军队。无论从装备、编制、教育、训练都是如此。由于缺乏火炮等重武器，蒋的 200万军队按当时国际通行的标准，只是一支治安军，远远不能算国防军。1935年庐山军官训练团学的是《剿匪手本》，德国顾问教的是堡垒战术。这一套对付江西红军是有效的，但搬到凇沪战场上就成了日军飞机、大炮的活靶子。对红军的围剿动辄出动30万、50万、100万兵力，3000万军费。围剿抗日的 19路军和抗日同盟军都出动了15万以上的兵力。而每次用于抗日的中央军不过几个师而已，19路军作战的经费竟是靠各界捐助的。

　　所有这些倒行逆施都说明，买办的利益依附于列强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买办经济不能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脊梁。一旦买办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则必有投降政治、消极军事、破产外交和殖民文化。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就会坠入黑暗的深渊。

　　 光明的道路

　　“9·18”以后的每次民族危机中，中华民族都曾经站在光明与黑暗两条道路的十字路口上，我们已经知道不抵抗主义和消极防御是一条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黑暗道路，那么光明的道路是什么呢？

　　这就是采取积极防御战略，和平时建设和保持强大的国防力量，战争时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使战火危及国土。

　　在现代条件下，虽然敌方飞机和导弹等先进兵器打击范围很远，但我方也同样可以用远程打击兵器威慑敌方基地和本土，最终同样达到保护国土的目的。

　　“我们未来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战略方针，我赞成“积极防御”四个字。——邓小平。

亮剑_百度百科

亮剑_百度百科

书中主人公身上的草莽匪气，部分地抵消了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光环，但却给21世纪的观众与读者带来了极大的真实感。从表面上看，李云龙、姜大牙的性格起点，降低了社会认知和接受的门槛。但实际上，《亮剑》和《历史的天空》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揭示了一个具有草莽行为的农民成为英雄的历史过程。姜大牙、李云龙的成长历程，是中国农民对红色革命及战争的理解过程。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自己，从而成为信仰坚定的革命者，但是，他们的个性并未消失，反而更加鲜明。他们不是“绅士般的巴顿”，而是“中国农民式的巴顿”。农民的思维方式，农民性格的成长过程，使两部作品获得极大了历史真实感。
　　之所以称李云龙、姜大牙为中国式的“巴顿将军”，因为他们身上，明显地具有中国传统绿林英雄行侠仗义的影子。他们的部分性格特征，带有武侠小说中侠客的印迹。他们不会惜命退缩，察言观色，随波逐流；他们对性情相投的战友肝胆相照，相濡以沫。对世俗小人的狗苟蝇营，则嫉恶如仇！即使脱去了军装，李云龙、姜大牙们也是生活中的好汉！他们符合中国传统的英雄审美标准。
　　鹰飞得再低依旧是鹰。人们不会接受土匪和草莽，却会接受带有匪气的英雄。在李云龙和姜大牙的性格中有一种天生的基因，他们仿佛为战争而生！裹藏在匪气和草莽中的，是他们对战场超人的感知力。对于稍纵即逝的战机，他们有警犬一样的嗅觉和土匪般的野蛮果决。战争中过人的生存能力和取胜能力，使得李云龙、姜大牙的形象带有一种货真价实的传奇色彩。
　　战争把这群军人塑造成职业军人。他们的事业就是消灭对手，取得胜利。他们在战场上进行残酷的厮杀，他们之间的较量，不仅是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较量，更是狡猾与更狡猾、机警与更机警、勇敢与更勇敢、野蛮与更野蛮、坚强与更坚强、幸运与不幸运的之间的格斗！这是以往军事战争题材作品中很少出现的。
　　李云龙、姜大牙们是战场一号，他们不按军事教科书的教条行事，他们使战场更具有偶然性，也深深打上了战场指挥官的性格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讲，李云龙、姜大牙是战争之神。
　　在这两部作品中，我们终于见到了战争的魅力。好莱坞制造的娱乐效应有一条规则：对人类历史上重大的灾难性事件进行极度的渲染和处理。《亮剑》似乎有所借鉴。李云龙喊出的“亮剑决胜负”中的血战到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倒在进攻的路上”的豪气，如日经天，贯彻始终。扮演李云龙的李幼斌说，整场都在喊，下来头都喊痛了。激烈的音响充斥耳膜，观众的神经也并不轻松，这就是人们对金戈铁马的战争的折服吧。

战场上的蒲公英（十九）_王外马甲的BLOG_新浪博客

战场上的蒲公英（十九）_王外马甲的BLOG_新浪博客

结婚休假期间，蔡智诚在遵义住了四十天，新婚燕尔的这段日子，并没有让他觉得特别快乐。

父亲蔡式超对时局不满，动不动拍桌子发脾气，甚至看见儿子身上的美式军服也觉得不顺眼：“没有自尊就不能自强，靠别人援助的国家成不了强国，穿外国衣服的军队太没有志气！”；

姐姐蔡智慧也显得很郁闷。有传言说，当接收大员的姐夫在外面“接收”了一个什么女人，这消息弄得她成天心神不安。

二哥蔡智仁娶了一位苏州女子，新媳妇从照片上看很漂亮、却不知道命相如何？蔡家妈妈对此事十分担心，找了若干个算命先生研究这个课题，结果似乎不大理想。而更让母亲感到难过的是，大儿子蔡智明的骨骸还没有找到，小女儿蔡智兰也没有下落，当时，家里人都认为妹妹多半是不在了，却只有当妈妈的坚信自己的直觉： “幺妹肯定还活着，她是遇到了什么难处回不来”。

刚刚过去的一场战争，使原本富裕安康的生活日渐窘迫、也使得原本人丁兴旺的家庭七零八落。而眼下，又一场战争即将来临，未来的前景让蔡智诚忧心忡忡。

逼良为娼再斥其堕落从三鹿和冠生园的沦落说起 - 新闻直通车 news.wenx

逼良为娼再斥其堕落从三鹿和冠生园的沦落说起 - 新闻直通车 news.wenx

我们牺牲了青山绿水，我们牺牲了矿产森林，我们熬干了血汗，我们奉献了子孙基业。可我们的仍遭受鄙薄，因为我们省吃俭用攒下的鸡蛋已经变了质，我们原本纯洁的少女被引诱成一个金钱至上举止轻佻的娼妓，那些榨取了女孩青春的流氓，还要以上等人的模样骂道“看看，这下贱的中国女人！”

　　三鹿倒了，莫非我们就可以喝上洋人绝对安全而又价廉物美的奶粉了？事实上，洋奶粉已经提高了价格，尽管他们也曾“二恶英”、“口蹄疫”！不要忘了，这“洋奶”和59年前的“洋火”、“洋铁”、“洋油”虽有异曲同工之妙，但59年前我们缺乏的是技术而不是资源，59年后我们仍然缺乏技术，但资源已经提前透支了100年！

　　笔者绝非为三鹿文过饰非，相反我认为三鹿的问题绝不能蒙混过关养痈为患，而是要以刮骨疗毒的勇气严查严办，给国人给世界一个交代。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断送这样一个民族品牌。三鹿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象一个少年在懵懂之中闯了祸，家人绝不能将其抛弃，否则虽然暂时换来邻人“家教严”的夸奖，但从长远看家族会后继无人。抛弃三鹿以及她所代表的民族品牌，我们会重新回到跪下去的时代，像猪那样苟延残喘。

　　期望三鹿事件能为国人敲响警钟，绝不能再牺牲我们的青山绿水，我们的矿产宝藏，还有我们的气节尊严。我们应该重塑民族信心，还原灵魂品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人为本，求实创新，走中国人自己的路，这才是真正的千秋大业！/黑脸儿兄

证监官员的前世今生之高西庆--12年两番进出_焦点透视_财经纵横_新�

证监官员的前世今生之高西庆--12年两番进出_焦点透视_财经纵横_新�

　2000年1月3日，高西庆与中国政法大学方流芳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有一场高水平的对话，题目是《中国股市何处去》。从现场看，高西庆被方张二人联手狙击，有时只有招架之功，而场下的学生亦把掌声送给了学者，而不是官员高西庆。

　　从法理上，从经济学原理上，高西庆竭力维护股市的国企利益。说到后来，高西庆动了感情：国企在市场上到底应该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政府应该给他们什么帮助，我们必须历史地看这个问题。为了达到资源合理配置，我们能够不顾死活把国企通通放到市场上吗？

　　高西庆说：我以前工作的老厂，将近6000人，这些年来只靠了一个100多人的家属易拉罐厂的产品过活，这6000多人中还有2800多离退休职工。问问所有的老企业，这么多人怎么处理？让国家拿钱去给他们增加收入？你了解中国的税收有多么困难吗？

　　学者与官员的价值取向和思维路径本来就不同，半官半学的高西庆自身已经被矛盾着闹腾着，如今以自身的混和体去与学者对垒，自是费劲，自是难讨掌声。高西庆如今赋闲，或许还有兴趣与人争论点什么。如果高第三次为官，是否还愿意是上辩论台？至少要问一句：台下有记者吗？

　　高西庆向何处去？十几年前，高西庆回国后接触过许多单位，其中有最高人民法院。

Google Reader (182)

Google Reader (182): "九十年代时，风投公司对软件公司的创业者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要做的事情，微软有没有可能做？”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如果回答“可能”，那么风投基金的总合伙人接下来就会说“既然微软会做，你们就不必做了。”如果回答是“不会”，那么总合伙人又会说“既然微软不做，看来没必要做，你们做它干什么？”二零零零年后，风投公司还是对软件和互联网的创业者问这个问题，只是微软变成了 Google。这个例子说明，如果创业的项目和微软和 Google 这样"

1. 这个项目一旦做成，要有现成的市场，而且容易横向扩展（Leverage）。
这里面要说几句“现成市场”的重要性，因为一个新兴公司不可能等好几年时间，等市场培养成熟才开始销售。事实上有很多失败的例子是技术、产品都很好，但市场条件不成熟。比如当年甲骨文搞的网络 PC，从创意到产品都不错，但是当时既没有普及高速上网，更没有强大的数据中心，因此失败了。直到十年后的今天，Google 提出“云计算”的概念并建立了全球相联的超级数据中心，拉里•埃里森的这个梦想才可能成为现实。但是，没有一个小公司能等得起十年。
横向扩展是指产品一旦做出了，很容易低成本的复制并扩展到相关领域。微软的技术就很好横向扩展，一个软件做成了想复制多少份就复制多少份。太阳能光电转换的硅片就无法横向扩展，因为它要用到制造半导体芯片的设备，成本很高，而且不可能无限制扩大规模，因为全世界半导体制造的剩余能力有限。

2. 今后的商业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会以几何级数增长。
我们前面介绍的手机软件的项目就不具备这个特点，因为它的增长被手机的增长限制死了。

3. 必须具有革命性。
我通常把科技进步和新的商业模式分成进化（Evolution）和革命（Revolution）两种，虽然它们的英文单词只差一个字母，意义可差远了。创业必须要有革命性的技术或者革命性的商业模式。

现在，让我们看一个好的例子——PayPal，它具备上述好题目所必需的条件。首先，它的市场非常大。世界上每年的商业交易额在数十万亿美元，其中现金占了将近一半，信用卡占四分之一；其次，它的市场条件成熟了。随着网上交易的发展，现金和支票交易显然不现实，只能使用信用卡，其交易方式如下：

而信用卡在网上使用经常发生被盗事件（比如商家是钓鱼的奸商，一旦获得买家信用卡信息，就会滥用其信用卡），安全性有问题。因此，需要一种方便的网上支付方式。

PayPal 的想法很好，由它来统一管理所有人的信用卡或者银行帐号，商家不能直接得到买家的帐号信息。交易时，商家将交易的内容告知 PayPal，并通过 PayPal 向买家要钱，买家确认后，授权 PayPal 将货款交给商家，商家无法得知买家信用卡和银行账户信息。而且，PayPal 要求商家和买家提供并确认真实的地址和身份，尽量避免欺诈行为。对于五百美元以下的交易，PayPal 为付款方提供保险，如果付款方被骗，PayPal 将偿还付款方损失，由它去追款。PayPal 的商业模型如下：

Wednesday, September 17, 2008

三个Ｃ盘:【原创】国际主义战士之共军中的洋博士（一），第1页

三个Ｃ盘:【原创】国际主义战士之共军中的洋博士（一），第1页

1988年9月23日，卫生部授予马海德“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l988年10月3日，马海德博士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晚年的马海德博士回顾自己的道路，曾经说“能够为这样的人民，这样伟大的理想而献身，的确是值得羡慕的，因为只有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才是洒满阳光的大道”，“如果让我重新开始生活，我还是要选择这条道路!这是毫无疑义的。”

Monday, September 15, 2008

【原创】书生意气家国情怀——理解梁羽生的一个视角

【原创】书生意气家国情怀——理解梁羽生的一个视角

看电影《老港正传》，突然想起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梁羽生。
网上曾有文章说，梁羽生当年在香港的影响力要超出金庸，这种说法，我没有去考证过，不过记得十余年前自己尚是少年的时候，很爱读武侠小说，那时金庸梁羽生的小说都是如日中天，不分轩轾。十余年过去了，如今的金庸大师地位已是无可动摇，梁羽生却似乎在人们的视野中渐渐淡去，就连其创作的小说，也被批评为道德说教乃至阶级斗争意识浓厚，地位亟亟可危。电影《老港正传》讲述香港左翼文化，倒是提供了理解梁羽生的一个视角。通过梁羽生和他的小说，来理解象他那样的海外爱国知识分子在历史境遇中的命运变迁。
记得以前读梁的小说，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他非常喜欢描写中国的边疆，祖国边疆的山川风物在其笔下写来，的确是荡气回肠。这固然是因为其小说往往选择边疆的地理背景展开，却也未必没有反映出其身处香港这样的殖民地，梁羽生他们这类知识分子对神州山河的深深眷恋，如同当年张明敏歌里唱到，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越是遥远的边疆，越是代表祖国记忆的深刻符号。藏边的冰川雪峰，天山两侧的民族风情，无一不在梁羽生的小说中展示得淋漓尽致，无一不会勾起海外游子无尽的相思。
梁羽生的另一个特点，则是其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功底，所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梁羽生在理念上接受左翼文化，但与其他武侠小说作者相比，反倒是传统文人气质最浓的一位。梁羽生自己写诗词，作回目，对仗工整，词句清丽，书中侵染着很深的传统文化气质，无论作者喜欢其小说与否，在这一点上都无争议。其塑造的人物，常常以中国传统为摹本，中国传统文化对文人都有两个侧面的要求，一面是讲求沉重的道德，讲承担对家国的责任，一面是讲求文士风流，潇洒不羁。梁羽生笔下的人物，总是书生意气，胸怀天下，这样的人物写多了，便成了一种毛病，写得差的人物，更成了空洞的符号，但其中刻画得好的人物，有着家国为怀，又不改名士风流，直面人性的真实，让人过目不忘，象张丹枫这样的人物，也只有梁羽生能写出来。这不是笔力高低的问题，而是作者的性格与感觉已经深深的体现在他的人物里，就象李寻欢这样的人物只有古龙能写，郭靖这样的人物只有金庸能写。这样符合传统文人要求的英雄形象，梁羽生往往更能找到感觉。
怀抱爱国理想，不改书生本色，大概就是梁羽生这一代海外左翼知识分子的突出特质。对祖国乡土与文化的坚守，使他们总想通过自己的作品去传播某种理念，要在作品中注入自己想要表达的理念，特别是对家国、人生、奋斗的所要传播的理念。其实仔细想来，左翼文化一直在文学圈不乏影响力，特别是50、60年代，大陆红色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加剧，香港本身社会矛盾的积聚，香港一度成为左翼文化的重镇，如梁羽生受后人诟病的就是其所谓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构建小说，在当年的香港，未必不是一股清风，其作品，未必不是在香港这样的商业化写作中自成一帜，别开天地。
历史几度变迁，国际形势的变化，香港左翼自身一度错误的选择以及香港政府的洗脑赢心政策，导致了整个香港左翼运动的归于沉寂。以金梁为代表的武侠小说逐渐进入大陆时，大陆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阶段，香港以国际化市场化的国际商业中心的姿态被大陆所接受，此时，梁羽生所参与的香港左翼运动早已经被淡忘，梁羽生小说的弊病，过于急切的想表达的理念，有时难免削弱了其艺术效果。而此时的人们，也更想把武侠小说看做更纯粹的文学形式，而不想让其承载过多的家国号召与道德压力，此时梁羽生的小说地位的衰落，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梁羽生身上有着深深的时代的烙印，他又以自己的文字给时代注入了新的精神，是一代海外华人爱国精神的写照，是中华文明在海外薪火不灭绵延传承的写照，其不乏精彩的作品，也有受人诟病的二流作品，他留下过经典，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唯因如此，才尤显得真实。毕竟，那是一代人的理想与青春，信仰与深情。
《老港正传》里，黄秋生深情的唱
“问我得失有几多
其实得失不必清楚

我笑着回答
讲一声我是我。”
从这个意义来理解梁羽生和他所投身过的事，他留下的是一首慢慢吟唱的歌谣。

Sunday, September 14, 2008

创业“狂人”马云背后的女人张瑛(图)

如今终于算是大功告成了，儿子也10来岁了。或许是受了马云的熏陶，他对网络格外有兴趣，很快就学会了玩网络游戏，上瘾了，跟着同学泡在网吧舍不得回家。马云对儿子展开了说服教育，可在12岁的儿子面前，能言善辩的他败下阵来。儿子只回了一句话：“你们都不在家，我回来了也是一个人无聊，还不如呆在网吧里！”

　　马云这次真急了，当天晚上就跟我商量：“你辞职吧，我们家现在比阿里巴巴更需要你。你离开阿里巴巴，少的只是一份薪水；可你不回家，儿子将来变坏了，多少钱都拉不回来。儿子跟钱，挑一样，你要哪个？”看儿子变成这样，我也着急，但是我心里却不平衡：刚结婚的时候我本来就是打算做个贤妻良母的，结果被他“骗”进了阿里巴巴；好不容易现在功成名就了，又让我辞职回家做全职太太。他拿我当什么？一颗棋子！

　　我辞职以后，对儿子的游戏沉迷阻击正式拉开，第一枪是马云打响的。那时正是暑假，他给儿子200块钱，让他去和同学玩电脑游戏，玩上三天三夜再回来，但回来的时候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找出一个玩游戏的好处。过了三天，儿子回来了，先猛吃了一顿又大睡了一觉，这才去汇报心得：“又累又困又饿，身上哪儿都不舒服，钱花光了，但是没想到什么好处。”“那你还玩？还玩得舍不得回家？”儿子没话说了。加上我的看管，儿子于是慢慢就淡出了网络游戏。

　　那时正是网络游戏圈钱的时候，盛大、网易都推出了新游戏，按照马云的作风，他是不会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的。但是他硬是没有去做网络游戏，他在董事会上这么说：“我不会在网络游戏投一分钱，我不想看到我的儿子在我做的游戏里面沉迷！”

　　做个幸福漂亮的居家女人

　　儿子从小学到初中，我没接送过他，都是自己背个书包去挤公共汽车。现在，辞职回家的我每天早上做好早饭，和儿子一起吃，再开车送他去学校。接着，我马上去农贸市场买菜，回家以后两荤一素一汤地搭配好，配上餐后水果，用一个分成三层的小食盒装着，然后去儿子的学校门口等他中午放学。

　　我辞职回家半年后，儿子的成绩在班上升了17个位置。班主任也说他不仅学习提高了，就连在班上的人缘都变好了，他越来越开朗、爱笑、宽容，从以前的内向学生变成了一个阳光少年！

　　我改变了儿子，儿子也在改变我。周末的时候，他会挽着我一起出去逛街。路过临海路的时候，给我推荐一家叫“四季风流”的长裙专卖店。在我印象中，自从我进了阿里巴巴后，我就没穿过长裙了，我的衣橱里全都是白色、银灰或者黑色的职业套装，里面的裙子也都是直筒套裙，那样的裙子才符合我的身份。现在，我不必在乎这些了，我就是个居家的女人，我可以穿任何我想穿的衣服。儿子给我推荐了一条玫瑰红的丝绒长裙，上面斜斜地缀着一圈金色的流苏，一看就让人喜欢。

　　我的衣着风格就此改变。有空的时候，我会去阿里巴巴看以前的同事，大家看我的眼神都充满惊讶，说我现在充满了女人味，显得比以前漂亮了许多。

　　马云有一次跟雅虎公司CEO杨致远闲聊，杨致远问起了我，马云这么告诉他：“张瑛以前是我事业上的搭档，我有今天，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也一直把她当作生产资料。但现在我觉得，作为太太，她更适合做生活资料……”这话后来传到了我耳朵里，这话绝对不是杜撰———也只有像他这样满脑子都是事业的男人，才会把自己的太太也当作资料。不过，当生活资料的日子并不坏，在家的日子虽然平淡，但是每个收获都值得让我再三品味。

Friday, September 12, 2008

超越“山寨制造”：政府、行业和企业协力_通讯与电讯_科技时代_

超越“山寨制造”：政府、行业和企业协力_通讯与电讯_科技时代_

如果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下看“山寨制造”，就会发现，“山寨”背后的民营/草根力量，既是改革30年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动力，也蕴涵着中国经济的很多秘密，包括当下的经济问题。

　　在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的活力本质上源于深圳周边和江浙地区成千上万的民营/草根企业，他们组成的“蚂蚁雄兵”，将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带到全球各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去10年间，“金融、石油化工、钢铁、电信服务和房地产”等国家垄断/社会基础性产业高速发展，说到底是因为以民营 /草根企业为代表的实体产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如企业变大、富裕阶层出现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等，推动了这些产业的发展。

　　尽管国家垄断企业有不少巨无霸，包括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但可惜的是，他们只能够在国内称王称霸，在全球市场基本上看不到他们的身影。相反，在分享“民营/草根”实体经济的成果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在阻碍实体经济发展，例如这几年银行、石油化工、钢铁和房地产等国家垄断产业过度发展导致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大幅提升。

　　说到底，我们国家竞争力的基础，还是这些“蚂蚁雄兵”和“山寨”们。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本质就是山寨经济。而正如前文所说，“山寨化”在迅速创造奇迹的同时，也会产生两大危害，一是打破现有竞争法则，让既得利益者感到不安，所以近年来“中国制造”和中国商人在全球各地遭受越来越严重的抵制；二是“山寨”的“自我毁灭”机制成长不了大企业，很多时候国内企业在全球各地自相残杀到集体失血而亡。我那位海尔手机的朋友表示，很多时候亚非拉美运营商在招标的时候，一屋子坐着都是中国人。

　　所以除了华为和中兴等个别企业外，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产生真正的世界级企业，相比我们邻居印度的塔塔集团、Infosys、Wipro、 Dr. Reddy’s Laboratories和Bharat Forge等企业，我们的华为、中兴、联想、海尔和TCL们依然需要汗颜——相比别人是靠资本、品牌和技术等赚钱，我们赚的还是苦力钱，很少正规军，仍以游击队为主。

　　正是因为如此，深圳山寨制造、江浙民营企业与中国宏观经济在2008年一起陷入低谷并不是偶然。其内在逻辑是，由于“破坏性创新”和“自我毁灭 ”机制，山寨式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极致，面临内忧外患——在外部，“中国制造”被很多国家群起而攻之，在内部，“中国制造”自相残杀，都长不大；而过去几年中以金融、房地产等代表的国家垄断/虚拟经济又将山寨式经济成果无限放大和透支，最终泡沫破灭——中国经济奇迹是不容争议的事实，但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产生一批世界级企业，这个国家的经济能够真正强大吗？

　　因此，无论对于深圳山寨制造还是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充满危机的2008年可能反倒提供了一个契机——打破中国经济三元化，继续学习和发扬“敢想敢拼”的山寨精神, 但超越山寨制造的劣根性，尊重和学习全球通行的竞争法则，和谐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就好像那首“我和你”唱出了我们这个不断打破规则和创造奇迹的国家期望通过2008年奥运会融入世界、获得世界认同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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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好啊！

前途在哪里，我们的力量在哪里，努力的方向在哪里都有了；

学到了点　愚公移山　和　论联合政府　的东西。

超越“山寨制造”：政府、行业和企业协力_通讯与电讯_科技时代_

超越“山寨制造”：政府、行业和企业协力_通讯与电讯_科技时代_

《电子创新网》的张国斌还认为，“山寨”现象更是对传统“Wintel”(微软Windows+英特尔CPU)开发模式的颠覆，预示着未来研发创新模式从大公司主导向众多小公司参与主导的方向转变。“消灭权威！我是主导”，互联网新经济时代的精髓在山寨机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张国斌甚至宣称，“山寨，中国未来的创新活力源！”

　　而孙昌旭则认为，全球绝无仅有的中国山寨机市场一直处于“创新”与“模仿”两个完全相佐的意识形态中。认同它的人，认为它就是一种创新，不论从功能、用户界面还是到外型都是一种创新，例如，有些仿苹果山寨机，比真苹果界面更友好和好用；而反对它的人则认为，它仅是跟在苹果、诺基亚、三星等大腕后的模仿。她反问道：“到底什么是创新，你心目中的创新是如何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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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的研发现在就具有这个特性了，从开源软件产业起来以后。产品开发应该就是由很多小公司组合起来的。

超越“山寨制造”：政府、行业和企业协力_通讯与电讯_科技时代_

　　尽管目前“山寨”产业危机重重，但同时也孕育着巨大的机会。如果说第一波“山寨”英雄们成就于草根市场——外来务工人员、三四级和农村市场，那么下一波的“山寨”英雄们(或者说民族手机品牌缔造者)一定源于白领和中产阶级市场。

　　由于受西方文化和全球化洗脑，加之文化自卑和国产无精品，过去白领以上市场一直为外资品牌占领。但随着中国文化和中国经济一起崛起和觉醒，白领群体越来越大，一个以消费“反映本地优秀文化、品味和生活方式”的本国品牌为荣的时代一定会来临——毕竟这个国家曾长期向全世界输出过以琴棋书画、陶瓷、丝绸和茶叶为代表的精致、幽雅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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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应该是提升了的农民工和农村市场，白领也是源于他们的。中端的市场还行，高端的市场就让他去吧。

超越“山寨制造”：政府、行业和企业协力_通讯与电讯_科技时代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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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精神”和“革命者被革命”

　　表面上，“山寨机”产业由兴转向衰，可以归结为2007年末手机关键器件功率放大器(PA)缺货、2008年初蜂拥上大屏手机、上游方案同质化严重、手机牌照取消导致大量厂商涌入、政府在2008年夏天规范“山寨机”产业等等因素。但事实上，“山寨机”产业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山寨机”在成功打破现有游戏规则的同时，并没有建立新的规则，其内生的“自我毁灭”机制最终导致“革命者被革命”的悲剧。

　　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的一份华为战略与营销部门潘少钦和杨奕编撰的《山寨机的蓝海战略》报告，很准确地分析了“山寨机”的成功之道：中国和全球市场的多层次、多元化；手机的日常消费品化；什么功能都做，只要客户喜欢，而且“价格超低扔了也不可惜”；技术成熟和产业链非常完善。

　　两位作者总结说，“山寨机”的精神是：极具创新意识，不怕丢脸，不怕低利润，把能实现的功能都实现，想方设法地满足消费者的一切需求；你没有的需求，也给你创造出来；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而创兴电子的潘华萍也指出，山寨精神的精华是敢为天下先、极富创新精神。大屏触摸、双卡双待、超长待机、GPS 手机、模拟电视手机，CMMB电视手机等功能都是“山寨机”首创或者率先推广。“山寨机”是把握中国消费心理的专家，例如“便宜也要好货、加量不加价”。他们还是引导流行趋势的高手，它们能很准确的把握时尚流行元素导入产品，如奥运会前夕源于“山寨制造”的水立方手机、鸟巢手机。

　　另外，“山寨”产业机动和灵活，响应速度快，能适应产业链和消费电子市场快速变化。在手机闪存领域耕耘多年的潘华萍对“山寨”英雄们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印象非常深刻。他表示，由于手机市场变化快，需求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很多品牌手机厂家在做预测时非常保守，导致供应链上游供应商很难把握市场节奏，往往是产能安排大一些就供应过剩，价格战肉搏见骨；刚把产能调下来，就又很快缺货，变成一货难求。而山寨大佬往往能洞息供需变化和供需翻转的转折点，在市场供应紧张前，以很低的价格，能多备一些元器件，以保证缺货时能有料生产。

　　在《山寨机的蓝海战略》中，潘少钦和杨奕还绘制了“山寨机”的蓝海战略布局图和坐标格：“山寨机”通过剔除牌照和知识产权，减少质量、营销/售后和客户群获得了很低的成本，同时通过增加各种功能和创造独特的个性，开辟了新的蓝海。

　　不过，十分可惜的是，“山寨机”在打破旧游戏规则的同时，并没有建立可持续性的新游戏规则，其赖以成功的法宝，一是并不具备独创性和持续性，二是难以对后来者形成门槛，其内部的“自我毁灭”机制最终导致“革命者被革命”的悲剧。

　　相比普通手机，“山寨机”最大的竞争优势可能是价格低、功能新奇和外观独特。但对于“山寨”产业内部来说，低成本和功能新奇或是来自上游主板厂商，或者来自产业集群效应，别人都可以轻易模仿，因此不会构成任何人的竞争优势。因此，“山大王”们都说，目前卖手机就是在功能齐全的基础上卖外观，在业界资深记者《国际电子商情》的孙昌旭的文章里，也看到了中国最大手机方案设计公司的老板将外壳视为手机的差异化所在(《展讯论坛上掌门人最出乎意料的句子》)。然而， “山寨机”自己打倒了知识产权，也得面临自己的新奇功能和独特外观轻易被同行抄袭的尴尬。例如，今年仿伯爵“山寨机”曾一度热卖，但由于多家厂商涌入，质量参差不齐，导致价格一落千丈，由开始的800多元的出厂价跌到目前的300多元。

　　正如二手市场好东西也卖不起价的道理一样，在“山寨机”市场，也存在“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由于 “山寨机”的创新和法则难以形成门槛，因此大量厂商涌入，产品同质化严重，加上不存在品牌效应，必然导致价格大战。一方面，创新者能够获利的时间越来越短，例如CMMB手机电视刚刚推出不久就出现了价格战，因此谁都不愿意付出大成本做深层次的创新；另一方面，由于“山寨机”的流通市场常常缺少最基本的监管，部分厂商为了降低成本不断挑战质量极限，例如 “山寨机”中，5-7元的电池大量使用。因此“山寨机”最终比拼的可能不是谁更优秀，可能是谁更狠——谁更会抄袭、谁敢挑战质量极限和谁更少赚钱，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使整个产业“下流化”。

　　因此，我的朋友潘华萍总结说，如果长期做下去，“山大王”们迟早都会亏损，例如不少前几年赚得盆满钵满的“山大王”们这两年又亏回去了，“一夜回到解放前”；只有那些赚了钱就跑路的人才是真赚了。也就是说，“山寨”产业适合完成原始积累，但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山寨”很难成就变大变强和持续发展的企业。

　　简而言之，“山寨”产业的根本危机，在于其内部缺少规则。“山寨”产业在为打破现有规则而欢呼后，并没有及时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新规则，因此也埋下“自我毁灭”的祸根——就好像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者“以革命的名义”将国王送上断头台不久后，自己又被另一批革命者送上了断头台，如此反复，悲剧不断。这一点也类似中国封建社会，“革命”一直在进行，皇帝轮流当，但社会并没有大的进步，直到20世纪末，我们才意识到改革比“革命”更加重要——革命只是换了一批人，改革改变的是不合理的体制。回到正题，“山寨”在本质上是一个没有规范和规则的江湖和丛林市场，不脱离江湖，即使再历害的“大哥”也有一天可能会一帮初出道的“小弟”乱刀砍死。

　　顺便说一句，为什么被“山寨机”伤害得最重的，是所谓的国产品牌，而不是外资品牌。因为说到底，曾经风光无限的国产手机，本质上也是“山寨机 ”，只不过是披着“品牌”和“牌照”的外衣而已——他们没有好像外资品牌一样形成真正的“品牌、质量、技术和营销”等门槛，又没有今日“山寨机”身上敢想敢拼的狼性，牌照特权让他们成为了“扶不起的山寨机”。

　　今天我们为“山寨机”的低价和新奇功能所吃惊，但事实上好多年前国产手机走的也是同样的路子，如当年某家厂商推出的“钻石手机”。一位海尔手机的朋友苦笑着说，当年我们对付外资品牌的路数，现在“山寨机”又全用在我们身上——又是一个“革命者被革命”的故事。

　　“山寨化”根源于中国经济三元化

　　正如上文所分析，“山寨制造”兴衰背后的原因，从微观上来说，是其不可持续的竞争法则。但从宏观角度上来看，中国经济三元化扭曲了正常的市场竞争，让民营/草根企业无法获得公平的机会，是导致部分产业“山寨化”的深层原因。

　　中国的产业或者市场，简单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国家垄断产业，如银行、石油化工、钢铁、电信服务、军工和房地产等，这类行业的进入门槛高但利润率高，以国有企业为主，根据地在北京，二是全球化新兴产业，如金融、信息咨询、互联网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它们的特点是存在高资本、高品牌、高技术或者高管理要求，利润同样丰厚，常常是外资企业占据主导，多分布在上海；第三是竞争型产业，如电子、服装、玩具和小商品等行业，它们的特点是竞争激烈和利润率薄，但进入门槛较低，除了外资和国有企业势力外，也是本地民营/草根企业的乐土，后者大量分布于深圳周边及江浙地区。

　　对于国家垄断产业和市场来说，它的规则就是身份和关系。虽然很多时候它表现为潜规则，但潜规则毕竟也是规则，它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让产业保持繁荣，让门外的人望之生叹。新兴产业的竞争规则高资本、高品牌、高技术或者高管理要求，这是一个很良性的竞争规则，它能够导致优胜劣汰，让产业不断进步。相比高门槛的前两种产业，竞争型产业存在“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草根企业”更多元的竞争主体，竞争规则更加多元化，也容易出现“山寨化”。

　　我所谓中国经济三元化的定义是，外资和国家垄断力量占据中国利润最丰厚的产业。民营/草根企业由于身份和初始能力限制，只能够在竞争激烈型产业谋生。即使在竞争激烈型产业中，民营/草根企业有时也无法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因此选择“山寨化”。

　　为什么在众多竞争型产业中，手机产业“山寨化”最严重？除了手机本身市场规模巨大(可容纳大量中小厂商)、产品不断升级换代(每一次升级都给新厂商带来机会)和平台技术变革(中小厂商无需面对技术门槛)等因素外，根本原因是手机产业是中国经济三元化——外资、国有和“山寨/民营”力量——对抗最尖税的产业之一。在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30年中，每当外资、国有和民营/草根力量冲突时，民营/草根力量常常是受害者，外资本身很强大，国有力量过于被保护，而民营/草根力量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角落自生自灭。

　　早期手机制造作为一个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为外资企业把持，随后的牌照制度让国有企业一夜崛起，这个阶段又让手机产业带有国家垄断的性质。应当说，这个时期的牌照制度是成功的，因为外资力量过于强大，确实是需要用牌照制度有所设防，这也符合国际惯例。

　　然而，再到后来，随着上游技术成熟和下游需求井喷，一个要求物美价廉的平民和草根市场形成，很多外资和国产手机企业从业人士纷纷下海创业，很多产业外部的厂商也开始加入。也就是说，这时手机产业本应成为一个充分竞争的产业了，但这个时候牌照制度仍没有大的松动。

　　由于新加入者无法获得合法的身份，也无法以“品牌、营销”等“正当”的方法参与市场竞争，只能利用牌照制度的种种漏洞，创立自己的游戏规则，“ 山寨”产业如野草般疯长，而且随着上游技术门槛消失愈演愈烈——讨论一下，如果在2004年左右手机产业仍存在一定技术门槛的时候就开放牌照，让有一定实力的厂商自由进入，今日的中国手机产业是何局面呢？

　　在对所谓主流市场维持“高准入”的同时，有关部门对“山寨”市场又缺少最基本的监管，任由自生自灭，这是犯的另一个错误。打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比喻，即使我们的法律不认可性工作者，但我们也要承认性工作者确实在我们社会存在的现实，对他们/她们进行必要的预防性病和犯罪教育，既是体现基本的人文关怀，也是保障整个社会的安全。

　　再补充一句，除了微观的“自我毁灭”机制和宏观的“中国经济三元化”监管制度外，传统垄断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挤压”效应也加速了“山寨”产业的衰亡。一方面，“山寨”产业的原材料成本、人工费用、房租成本和资金费用，都受制于银行、石油化工、钢铁和房地产等国家垄断产业，而这些成本近几年来节节攀升。另一方面，新兴产业让“山寨”产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例如上游的芯片平台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使得手机开发和制造变得简单，以及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让一切都变得透明，让世界变得更平坦，让进入的门槛越来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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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真好，小企业民营的张不起来，这大的经济环境就出问题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就失去动力了。

湖北发现多例食用三鹿奶粉致婴幼儿患结石病_新闻中心_新浪网

湖北发现多例食用三鹿奶粉致婴幼儿患结石病_新闻中心_新浪网

到目前为止，已陆续有媒体报道甘肃、陕西、宁夏、江苏、江西、湖北、河南、山东、安徽等九个省(区)发现多个相似病例，粗略统计已近百人。患儿多数不满一岁，多来自农村，系人工喂养。(完)

五岳散人：结石婴儿奶粉事件为何没有政府预警_网易新闻中心

“结石奶粉”一出，举国惊骇。有空壳奶粉导致的大头婴儿于前，儿童食品安全问题，又一次摆了出来。食品安全或者儿童食品安全固然是应该关注的问题，我个人倒是另有一些想法。

您看，如果您用关键词查找“儿童、结石、奶粉”，会出现很多的信息，而且确实都是关于此事的。但如果您打开这些信息，绝大多数没有说到底是那种奶粉成为了疑凶。我查找到的关于此事的新闻里，只有《东方早报》明确的点出了这种奶粉的名字。

而发病的婴儿已经被证实出现于几个不同的地区。如您所知，我们这里虽然有假货泛滥的情况出现，但假货这东西行销全国的情况毕竟不是很常见。如果在这么大范围的地区中出现同一种病例，而且很多医院都在相互没有通气的情况下找到了病人的相同点——食用了某种奶粉的话，至少我们对此就应该有一定的警惕。

但是，即便如此，您看见有任何预警的警报响起了么？反正我是没看见。没有人发布这种最该发布的信息。一般来说，在某种疾病虽然没有确定的找到其致病原的时候，如果所有病例都有相同之处，比如这个都食用同一种品牌的商品，这个情况一旦得到初步验证，马上就应该发布关于这事的预警，并且是由政府部门发布，以期尽量传达到每个人。

或许有人会说，万一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而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这家企业的损失谁来弥补？政府相关机构的这种动作，是否超越了自己的权限？

关于企业损失这件事，应该说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弥补。生产产品与市场竞争就是这样的，尤其是该厂的产品是面对大众的时候。对于这种情况造成的损失，各国有不同的做法。但一般也就是再次由政府相关机构宣布其并无问题。

而政府的相关机构在这种事情上，必须尽早的发布这种预警。这不是它是否有权限的问题，而是它必须负的责任。在现代社会里，政府很多功能相当于一种“守夜人”与“监管者”的角色，出现问题就告诉大众，是它必须尽的责任。在这个时候如此审慎以至于到现在还没有公开说什么，实在是有些奇怪了。

我想，在某些情况下，及时通报与预警是绝对必要的。03年非典的教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而大头婴儿事件中，早有证据显示可能是奶粉出了问题，因为某种似乎是审慎的做法，警告被延迟发布了。这种遮掩与延迟到底造成了多少损失是很难统计的，但如果非典初起与初步锁定问题奶粉就发布预警，相信后果总是要好得多。

有些人在该审慎的时候不够审慎，在应该及时出手的时候瞻前顾后的表现，实在是见得太多了。这次即使有关部门与很多媒体依然没有点出这个奶粉的名字，我也并不奇怪。但让我们对《东方早报》表示一下敬意吧，他的新闻说，那是三鹿奶粉。

Thursday, September 11, 2008

谢希德_百度百科

谢希德_百度百科: "。她们记得每当老师提出比较难答的问题时，大家都低下了头，怕老师点到自己的名字而受窘，同时又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转向谢希德，希望她快快地站起来回答以解大家之围。她们公认：谢希德不是死读书，学习起来十分认真，钻研精神特别足。"

谢希德1921年出生于福建泉州。1946年从厦门大学数理系毕业后，曾在上海沪江大学任教。1947年赴美国史密斯学院留学，1949年在史密斯学院获硕士学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传来，她心情无比激动，下定决心，一旦学业结束即行回国。以后她又转入麻省理工学院，专攻理论物理。1951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即积极谋划回国。她冒着风险，通过朋友的帮助，终于在1952年绕道英国回到祖国的怀抱。

witten1:中国核武(1964--1996)(一：来自中国的访客)，第1页

witten1:中国核武(1964--1996)(一：来自中国的访客)，第1页

中国核武(1964--1996)(一：来自中国的访客)

　　这是今年第九期的Physics Today上的一篇长篇纪实性的报道，从一个西方核武器研究者所经历的中国的核武的研制。其链接出处是：http://ptonline.aip.org /journals/doc/PHTOAD-ft/vol_61/iss_9/47_1.shtml　。　我有意把此篇报道翻成中文中，是因为以前国内的导师也是曾经的两弹一星工程的一个子项目的负责人，而一直想把导师口述的历史转写成文字，可是总感觉不是很妥当。于是在此就借这篇来自于Physics Today的翻译来间接讲讲这一段历史。之所以我愿意选择这一篇，是因为，在涉及到中国两弹一星的关键人物时，文中所讲和我导师所讲是一致的。由于文章很长，不想一次性的翻完，这样的每天就只需要花一些时间而不至于影响我正常的工作学习了。以下就是这个长系列的第一篇。

　　引子：一系列精致的技术、艰苦的工作、情报的收集及卓越的智慧的精彩组合使得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得以跻身世界核俱乐部。

　　来自中国的访客似乎很“干净”。其中的五个人已经从北京飞来参加１９８９年的在Albuquerque, New Mexico举办的关于凝聚态物理中的冲击波的APS会议。Danny Stillman作为LANL(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技术情报部门的主管负责接待这些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所有的五个访问学者看上去就像在进行愉快的学术交流，而明显，这样的表现是有着欺骗性的。在未来的一到二年里，所有的这五位都被发现是中国工程物理学院的顶级科学家。中国工程物理学院相当于美国在 Los Alamos、Livermore、及Sandia的核武器实验室的总和。而此时那几个来自中国的客人正在收信美国的相关方面的资料。

　　在1988年六月，另一个客人带着模糊不清的会议日程自己一个人来到Los Alamos访问：他叫杨福家，是有着多重身份的中国技术官员。除了作为上海核所的主管外，杨同时在复旦大学及好几个国际科研院所机构皆有职位。 Stillman欢迎杨的到来，因为他知道最好的情报源就是向知识丰富的来访者问直接而简单的问题。

　　作为开始，Stillman问杨：“中国的核武器program里是否有一个高效的爆炸反应装置？”这样的一个实验反应装置，一般是位于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能够完成一秒钟超临界组分的实验以便地对真实的核爆产生的辐射及粒子流进行模拟。杨的回答是：“当然。”

　　（ＰＳ:处于超临界状态是一种很危险的状态，随时都可能产生核爆）

　　接着Stillman打开一张四川省的地图，问道“你能告诉我在哪吗？”Stillman过去一直认为他已经知道那个位置了，但是最后的结果却让他很吃惊。杨所指的位置不在群山之中，而是一个和所有已知的中国核武器设施地点的西面有一段距离的地方。Stillman紧接着就抛出了第三个问题“你能够安排一个邀请让我能够访问那些核武设施吗？”。“当然，”杨直接而简单的反应，“只要寄给我一份你的简历的复印件并告诉我中国还有哪些核武器设施你愿意访问。”

　　于是一项对中国的核武器最显著的揭幕program启动了，这是一个预先准备好的给美国核情报部门的核心人员参观中国核皇冠上的宝石的计划。中国官方当然知道Stillman究竟是何许人也，很明显中国官方选择让他来参观，参观这第一手的中国在核武领域的成就。中国想让Stillman在参观后带着他所了解到的信息返回美国，告诉美国政府，美国科学家以及最广大的老百姓有关中国核技术能力的信息。核武器的设计信息被认为是最高级别的秘密，为何中国政府要那么做呢？

　　一个可能是，中国可能在寻找威慑。一个全美范围的对中国核能力的认识将会导致一个更加谨慎的美国军方在台湾及太平洋地区的姿态。或者这只是一个情报技巧罢了。中国科学家经常只是给美国来的访问者显示一下他们的技术装备的内部工作原理。竖起眉头或者突然的愁容可能可以确认或否定一年的工作。也许，中国的核技术已经不再是顶级的机密了。随着邓小平时代在1980年前后的到来，核技术在第三世界的扩散已经成为国策了。也许是时候让美国来看看了。

　　最可能的原因是中国人的盛情好客，或者是一个对获得科学研究的尊重的简单的向往。我过去已经发现在苏联的核武器实验室有着相同的现象：几十年来一直在做非常漂亮工作的杰出的科学家却没有在杂志上发表任何的结果。在“铁幕”或“竹幕”（这个“竹幕”一说我倒是第一次看到，呵呵）之后的他们的一生之中，他们既不被他们国家的人所知道当然也不会有国际科学群体的赞誉。(能见http://ptonline.aip.org/getpdf/servlet /GetPDFServlet?filetype=pdf&id=PHTOAD000049000011000030000001&idtype=cvips) （ＰＳ：在此，再次向为祖国默默无闻的奉献自己青春甚至一生的共和国的英雄们致敬！）

　　要再次进入前苏联的核世界得再等另外的五年，而来自中国的机会却来得更快了。毛泽东在１９７６年去世；在之后的四年中，邓小平巩固了权力并且领导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更注重实际的发展环境。到八十年代末，“改革与调整”扫遍前苏联地区及中国人的世界。中国的领导者正在寻找来自西方世界当有的尊敬。在 Stillman的行程结束的时候，中国人赢得了当有的尊敬。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Stillman注意一直保持着和另一个美国人一起旅行。在由于1989天安门事件发生所引起一些外交的推迟后，Stillman及其来自Los Alamos的副手，H.Terry Hawkins，于1990年4月3号在上海着陆了。

海天荐,铁手转自春秋史话。最后于2008-09-10 21:09:40改,共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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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武(1964--1996)(四：西安)

9 witten1 2008-09-11 19:03:46
中国核武(1964--1996)(四：西安)

　　下站则是西安，一座大多数的来此旅游的人们都会知道是秦始皇兵马俑所在城市，与此同时，这也是离西北核所最近的城市。而西北核所是专门做核爆诊断的。这个所拥有近千名的科学家，涵盖了地球科学、辐射化学、仪器仪表制造、计算机以及核硬化处理（PS：用以防辐射）等与核诊断相关的学科。西安及西北核所具有明显得前苏联斯大林式的建筑及技术痕迹：建筑物完成之时就看上去并感觉很老旧了；破败的窗户顽强的用着糊上去的纸板抵御着寒冷；电梯总能把乘客送到离指定楼层正负二三十公分的误差范围内。而当Stillman及其一行人看到了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所能看到的最为精巧的快X-射线设备时，所有的这些不便就全部烟消云散了。这样的仪器是专门用来支持内爆诊断及辐射硬化测试的。而在西北核所的科学家们也向Stillman问了所有正确的问题，且他们对美国核爆测试程序是不可思议的熟悉。（PS：这里应当间接回答了前面littles兄心中的疑问了吧，呵呵，后面还有一些这样的叙述的）

　　在那时，核武器的安全性在中国还不是在最高优先级别。做为对Stillman对中国如何控制这些武器的安全性的回答，西北核所的专家承认他们的武器确实不是“one point safe”，这意味着他们还没有使用“较迟钝”的高效炸药，因此这意味着，一次偶然的引爆就会事实上引起一些核软化（ＰＳ：这会引起辐射的增强从而产生进一步的正反馈，最后会大量的辐射泄漏，这是我的猜测，因为对这样的技术细节我无从查明是什么）。而在随后的十几二十年间，中国对其核原料储备做了改善。中国的科学家也明白在高效炸药上的热循环的影响；他们不允许他们的核武器曝露在阳光之下过长的时间。而这些促使Stillman提出对武器安全性的讨论：“ 中国的核武器是否包含了一些特别的设计或者说保护性装置以避免未经授权的使用？”西北核所的主管回答说恐怖主义不是他们核武器设计所考虑范围内的事，中国人的做人的原则排除这样的未经授权的使用。可见，那时的中国核武器的安全不是通过电子装置来实现而是依赖于“政治可靠”来保证。那个主管表示同意以往过去的那一套安全策略是时候需要改变了。我怀疑这样的改变是否已经发生。（ＰＳ：这是原文作者附加的一句评论）

　　在西安富有启发性的讨论只是另一趟搭乘破旧的俄式飞机而令人无比紧张的通往北京的空中行程的前奏。北京不仅是中国的首都；她同时也有大量的与核武 program相关的办公机构，包括应用物理及计算数学所。这个所的一个管理人员是去年到New Mexico的匿名访问者中的另一个（参见这个系列第一篇）。

　　核武器的设计已经发展到对数值计算及模拟的高度依赖的程度了，但是，在1990年，中国的核研究工作者们只有一台能完成二维流体动力学计算的超级计算机——银河2号。这台计算机是由长沙的一家工厂生产的，这座城市大概在北京南边1300公里。这台在湖南的超级计算机所在的位置是和一个要在1992年进行的先进武器设计及测试关联在一起(ＰＳ：国防科大在长沙，呵呵)，这意味着，在北京的设计者们只能同长沙方面保持远程的联系，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１９９３第二台的银河2号超级计算机出现在北京为止。
　　

最后于2008-09-11 19:30:45改,共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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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花再看 做只好猫 2008-09-11 19: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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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看到这个文章了，还没来得及看，谢谢啦 Lander 2008-09-11 18: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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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贴必须留名！ 隔路山贼 2008-09-11 18: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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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武(1964--1996)(三：成都及内陆核世界）

23 witten1 2008-09-11 17:35:30
中国核武(1964--1996)(三：成都及内陆核世界）

　　Stillman第三天的行程则是以一趟让其很是紧张的空中之旅开始：一两千公里的从上海到成都的空中旅程将通过一架老式的波音707来完成，而成都则是中国内陆核世界的心脏。飞机上的空间已经是局促到可以摩肩接踵来形容了，即便于如此，在那无比令人痛苦的起飞过程中，Stillman的向导及讲解员向Stillman保证道：“别担心，这是一驾不错的美国客机。”飞机刚到达成都，Stillman就见到了他最初在一年前在New Mexico已见过面并招待过的那几个和蔼可亲的中国“探子”中的一个（参见第一篇）。也只有在中国这些人才会在他们面前显现出他们在中国核机构中的资历和地位。

　　在接下来的数日里，Stillman一行相继访问了梓潼，绵阳以及在绵阳的科学城（PS：即是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这座科学城地处绵阳郊区（PS：其实现在的面积已经相当的大了，差不多有近一半的绵阳市区面积），是中国庞大的核帝国的智力源泉。在一路上同主人的交谈中，Stillman渐渐明白了1989年在天安门发生的冲突并不仅仅只限于在天安门。在那个时候，大规模的骚乱已经席卷了整个中国；在成都，成群的学生放火烧建筑物而比他们年长的人只是在旁消极的观望。

　　在科学城的外围，Stillman参观访问了安放于一座工业化的建筑里的相对论性电子束流加速器，那栋建筑里装备着大型的起重架用以安放大型的构件。接待他的人承认这台加速器是用以产生电磁能量爆炸以便模拟一次远距离的核爆。当他们在讲解他们的高效的爆炸反应装置这一个成就时，同时也向 Stillman询问了美国在X射线激光器上的工作。

　　PS：一颗一百万吨ＴＮＴ当量的氢弹，假设在一座处于平原上的城市投放，则火球半径三百米内，一切物质等离子体化，火球半径三到五公里内，所有建筑物夷平，火球半径十到十五公里内，一切生命消失，在往外就是向外扩散开的强电磁辐射了。换句话说，这样的一颗氢弹要是投放到了合肥这样的一座中等城市，则瞬间（真的就是瞬间，有时候不要被电影上的慢镜头给蒙了）就成为了一座死城。通常所说的，人类所拥有的核武器能把地球毁灭几百上千次是不恰当的说法，谁有本事能把地球一层一层的给炸开？其实应当说，人类所拥有的核武器能把人类文明毁灭几百次。当我给导师说到现在核策略是“核捆绑”时，他说，这是一个无比疯狂的策略，并说能想出这样的策略的人本身估计也就是个疯子或战争狂。因为他亲眼见过氢弹的爆炸，那情景是无比的壮观，可是他说任何见过氢弹爆炸的人都不会愿意看到这玩意真在地球生灵的头顶上爆炸。这让我想起了爱因斯坦讲过的一句话，大意是，我不知道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场面会是怎样，但是他知道如果有第四次会怎样，第四次一定是棍棒加石头。(以上对氢弹爆炸威力的描述是导师所说的转述)

　　下一个行程则是Stillman和造访New Mexico的神秘访问者中的另一个面对面的交流，这位神秘人物是中国西南流体物理研究所的主管，而这个研究所其实是中国高爆测试研究所的委婉的称呼。这个研究所有通往九处设施的权限：三个处在远离科学城的在山里的户外设施而另外六个则是密封的防泄漏容器设施，这六个巨大的钢制容器用以限制几磅的高爆炸药所释放的能量。这些高爆炸药覆盖在重金属上用以模拟铀而容器之所以要被密封是为了重新回收在实验中有价值的且有时是有毒的金属(PS：这里有毒应当是指有放射性的金属)。其中四个大的容器在科学城，另外两个小一点则是在成都应用物理所。所有这些测试装备都被小心的用各种外围电子学仪器装备着用以收集大量的数据。中国的科学家们并不只是简单的进行一些原理性的测试；他们想理解核爆过程全部的动力学信息。

　　作为庞大的中心实验室及办公室的复合体的科学城在今天仍然在管理着中国的核武program。而在Stillman第一次访问期间，整座科学城也接近完成。而这Stillman到来之前，科学城已经建设了几十年了用以取代按前苏联计划（则显然极易成为打击目标）所建的在海北藏族自治州的核基地。另一方面，科学城的建设也是用以取代在梓潼的过渡设施。在通往科学城的入口处屹立着一座塔状的标志性的雕塑品（http://ptonline.aip.org /journals/doc/PHTOAD-ft/vol_61/iss_9/captions/47_1cap2.shtml）符号化的表现了核武器的核心正在爆炸的情形。一进入科学城，Stillman就看到了现代化的管理建筑，优雅的宿舍和宾馆，早先描述过的高效爆炸设施，一个计算中心（中国第一台超级计算机的家）以及大量呈阵列排列的实验室和机械店面。作为第一个到达科学城的来自美国的访客，Stillman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在返回成都机场的路上，现代化留在了脑后，而一个显得老旧的中国重新呈现于Stillman的眼前。在返程的路上，Stillman的车队碰到了一个洗车点。他原先认为这表明了他们在访问科学城的时候可能碰到了一些电磁污染所以需要清洗一下，可是事实确非如此，原来那个洗车点只是当地山里的宗族私自开的一个收费点。即便有访问中国核武设施心脏的外交证明书也不能让Stillman免去在这个强制洗车点的费用。政府司机为了能按时到达目的地所能做只能是通过付“洗车费”尽量避免进一步的延迟。

ＰＳ：看来这个路霸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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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武(1964--1996)(二：上海之行)
　　
　　第一站是复旦大学。复旦是数十个研究所，技术中心及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所在。在访问由杨所主管的近代物理所期间，聪明的学生正在用老式的设备做着前沿研究，而令人惊异的是这些设备是从上海的跳蚤市场上买的。他们工作的实验室是没有暖气（注：当时才四月初，上海应当还比较冷），可是由于窗户已破所以“通风良好”。这正是Stillman对新老文化间反差的第一印象，而这样的不同会随着他穿越中国而变得异常的频繁。

（注：注意这是1990年的中国，从这个老外的笔中，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的科研条件确实艰苦，也是那时候全国高校的普遍情况。这个在我的母校当时也是这样的，据我导师所言，那时他带学生都没有固定的学生的办公室，只能找间教室一起讨论问题，可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也是出了几炉的好学生啊。对比现在的国内的各个名校已然优良的实验室环境，科研干劲与动力却似乎没有那时那么好了）。

　　复旦大学是中国核武器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而中国还有其他几所知名的高校也是参与到了这个大系统之中。在复旦，Stillman也和刚刚退休的前校长谢希德一同吃了顿饭。在那时，谢是复杂的互相联系的中国官僚系统的一个典型：在１９９０年这年，她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是上海市委书记？），这使她成为了事实上的上海市市长。更早的时候，她刚从ＭＩＴ的Smith学院毕业；而在不远的将来，她被认为会成为复旦美国研究中心的主管，这个中心做为庞大的技术情报系统的一部分用于评估西方技术。谢很有魅力，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口语并支持Stillman的访问，这其实可以视作是一种官方性质的认可，认可Stillman能在未来几周里进入众多的中国核设施基地。

　　次日，Stillman访问了上海核所，杨亦是主管。那个所雇佣了超过１０００人的雇员，其中一半是科学家。这个的从１９６０年开始就一直存在着了。在上海核所讨论的一个内容是在上一年，从前苏联的导弹测试射程内所出现的神秘的球扩散的光线（http://ptonline.aip.org /journals/doc/PHTOAD-ft/vol_61/iss_9/captions/47_1box1.shtml）。而这在上海核所讨论之后的礼物就是Stillman得到了一张35mm的照片但没有任何更多的说明。招待他的主人感到疑惑并对美国人的想法感兴趣。

　　Stillman对上海核所的访问也促使他洞察到了在同样的那个时期中国人也会对巴基斯坦的核科学家有同样但会更为特别的“招待”。正如我们将看到那样，发韧于八十年代早期的那次合作（中巴）最终引向了在Stillman离开中国后不久的在中国的一次联合核测试。

　　ＰＳ：看到大家比较支持就把这一部分(因为较短)就先翻完了，后面就会到核心地带了（较长，希望明天有毅力把第三篇翻完），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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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按照苏联的计划来，那么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及相关的基地的建设将是一清二楚，那样苏联随都时都可以把你清除了，所以按照我导师所说就是无论苏联最后怎样，我们都必需自己独立另外建基地。大约是在59年底60年初来自北大清华复旦科大几所高校（主要是这几所）的刚毕业的学生们就直接被拉上了一辆专列向后方出发了，沿着那漫长的铁路，几步就有一个解放军战士在那站岗，这恐怕是最高的待遇了！他们在那个年代确实是为共和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只是科研却是做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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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系军阀的“黄埔军校”：东北讲武堂_网易新闻中心

奉系军阀的“黄埔军校”：东北讲武堂_网易新闻中心

大名鼎鼎回民支队的马本斋是东北军独立 21 师第四团团长，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五期，在东北讲武堂时候是少校军衔。马在九一八前后不满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愤然辞官回家务农。抗战爆发以后，日寇在马本斋家乡烧杀淫虐，马组织地方回民武装抗日义勇队以大刀长矛的武器奋力抗日，后被中共收编，担任冀中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率领所部和大量日伪军周旋，迫使日军在当地常驻一个主力联队数千人。马部从1937年到1944年期间（马本斋1944年因病去世），发动中小规模战斗 870次，严重打击了日伪军，迫使日伪军多次出动大量兵力扫荡，但是始终无法抓住马部主力。

东野五纵司令员的万毅，则是东北军的第333旅代旅长（原667团团长），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九期，在东北讲武堂时候是少校军衔。抗战时期，万投身中共，担任山东滨海军区副司令员。期间他在山东打游击弄得有声有色，还活捉过一个少将军衔的日本军官原山方雄，搞得山东日伪军不得安宁，甚至躲在据点和炮楼里面不敢出门。当时山东日伪军流传一句俗语叫做：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毅）。

另外一个吕正操就不同了，他17岁加入张学良的卫队旅，由于能力出色，文化程度高，被张学良送进东北讲武堂深造，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五期。毕业后，在张学良身边担任少校副官。抗战一开始，担任东北军六九一团团长的吕正操投身中共，成为八路军最重要的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它的冀中根据地成为本在平原无险可守，依靠吕正操个人出色的能力和将士的抗战热情，冀中根据地一直成为日军心病，大大牵制了华北日军的兵力部署。后期日军为了消灭冀中根据地，曾经集中5万多日伪军进攻。由于战功出色，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不愿回忆的战斗：血战长津湖_网易新闻中心

不愿回忆的战斗：血战长津湖_网易新闻中心

多少年后，当时的九兵团司令宋时伦退休在家，他常常对着院子里的一组八仙过海的雕像发呆。他在反省自己。1950年7月下旬，九兵团即已接到军委准备入朝作战的指令，部队也已考虑到可能会在冬季作战，为此专门请了四野的同志给各级指挥员介绍了严寒条件下作战的经验和特点。但遗憾的是，至11月初跨过鸭绿江参加二次战役，部队除了开会动员竟未在后勤保障方面采取任何措施。而当时九兵团的驻地从上海.南京.徐州到济南恰恰是国内供应最充足，生活水平相对最高的地区。如果能象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一样，让部队利用自有资金解决冬装问题是完全可能的。但宋时伦竟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傻等中央统一调拨装备，而随着战局迅速发展急急入朝，一切都来不及了。据说当时东北政府主席高岗带头，动员东北党政机关捐献出了5万件大衣，但仍远远不能满足部队的需要。反观东北野战军各部队，入关前都设有留守处，所以入朝作战时均能迅速更换冬装，且部队有在严寒条件下作战的丰富经验，他们用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战果。当然，九兵团的数万将士也没有白白牺牲，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我军的后勤保障现代化奠基。

长津湖之战，中美双方官兵各自发扬了自己部队的光荣传统，以同样的英勇豪迈为军旗争光。此次战役中所有牺牲的士兵们都同样永垂不朽。

长津湖血战实录

提起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歼灭的最大成建制的美国部队咸认为是在新兴里歼灭的美军第7师31团，甚至认为歼灭的是一个加强团。《解放军报》网站是这样介绍这次战斗的：“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后，东线的第27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在一次战斗中全歼美军1个加强团，即步兵第7师第31团的范例，缴获其团旗。这次战斗，就是新兴里歼灭战。”

然而实际上，根据战后美方公布的战事记录，此次战斗不过是消灭了美31团、32团各1个营的大部和一个炮营，离歼灭一个建制团相距甚远。据此，在新兴里中被歼的美军建制也就是营级了。
^^^^^^^^^三个营不就是个团，还缴了团旗，还要怎么样才算歼灭一个团？

Monday, September 08, 2008

开国少将753 张蕴钰少将

开国少将753 张蕴钰少将

张蕴钰是河北省赞皇县人，1917年出生。赞皇县第一高级小学毕业。1937年参加
八路军，担任过赞皇县游击队队长、平汉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独立团参谋长、晋
冀豫军区第一游击支队司令部军务股股长、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参谋。张
蕴钰在太行山第一次大显身手是在1940年3月，当时他担任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7
团副团长，黄镇指挥7团将前来抢粮的100余日军和200余伪军全歼于黑水河畔。日
军旋即前来报复，张蕴钰和团政委一道指挥7团阻敌，在战斗中，7团生俘日军，
缴获山炮，张蕴钰还指挥机枪射手击落日军飞机1架。张蕴钰曾担任北平军事调
处执行部驻安次小组中共代表。
在刘邓大军中，张蕴钰是“坐直升飞机上去的”。9纵成立时，他从副团长升任2
7旅参谋长，成为崔建功的助手。15军成立时，他从旅参谋长升任军副参谋长，当
时15军无参谋长，不久张蕴钰升任军参谋长，成为秦基伟的助手。15军从朝鲜回
国后，张蕴钰升任兵团参谋长，成为陈赓的助手。其实张蕴钰一天军校也没有上
过，是打游击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淮海战役攻击黄维兵团，中野进行的平原攻
坚战一度受阻，27旅1个班长和两个战士在敌阵地前60米处，被敌人的火力压得攻
不上去，也撤不下来，班长抽出背上的工兵锹，挖了个卧姿掩体，两个战士看见
了，也动手挖，挖完卧姿挖立姿，后来挖成堑壕。后面的部队看见了这一切，挖
了条战壕和这3人接通了。张蕴钰得知这件事，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战场创造的巨大
意义，向崔建功提出了开展近迫作业，利用壕沟接敌，削弱敌人火力优势的完整
设想：“堑壕、交通沟的平面布局，以金字塔形结构为好，第一道堑壕为突击阵
地，距敌阵地以敌人手榴弹投不到为准。第二道应长于第一道，作为预备队、重
机枪和火炮阵地。第叁道更长，应可设置平射炮。第四道最长，用以设置曲射炮
阵地和救护所。纵向则用几条交通沟连接，其宽度应便于运动部队、抬担架和架
设电线。有了这样的阵地，攻，能抵近发起冲锋；守，可节节抗击敌人，防敌反
扑、突围。我以为非此不能消灭黄维。”崔建功大喜，27旅就是用这一新战法拿
下了小张庄。中野各纵纷纷到27旅学习迫近作业。张蕴钰精明强干。抗美援朝第
5次战役结束后，15军全军后撤，秦基伟担心勤杂分队婆婆妈妈的事拖全军后腿，
专门派张蕴钰去组织勤杂人员，扔下后勤的坛坛罐罐就撤，那次15军在叁兵团里
撤退的速度最快。在15军将领中，张蕴钰资历最浅，但善思慎行，颇谙韬略。上
甘岭战役前，秦基伟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叁天，提出一个“突不破”的战法，

1958年8月，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召见张蕴钰，陈赓说：“张蕴钰同志，军委决定在
西北大沙漠搞原子弹靶场，由你来指挥这场特殊战斗，好好搞，建设好了交给别
人。你是我推荐的，详细情况由常勇同志讲给你听。”常勇后任罗布泊核实验基
地政委，少将衔。张蕴钰担任核试验A部队主任，一是陈赓是举荐，二是张蕴钰的
确是干才，叁是张蕴钰从抗日战争起就十分关注原子弹，有关原子弹的参考资料
，他剪贴了厚厚的一大本。1950年，他在《军政》杂志上，就发表过关于核武器
的文章。当时国防部组织了核武器实验场选场委员会，委员有陈士□、江文、唐
凯、常勇等和四位苏联专家。苏联专家设计的实验场只能试验两万吨TNT当量的原
子弹，选定的实验场距敦煌城仅120公里。张蕴钰说：“一个拥有上千吨氢弹核大
国的建场专家，会把一个新型核实验场的未来试验当量目标定在两万吨之内？两
万吨和一千万吨在一架天平的两端永远不会平衡。两万吨支撑不了一个失重的民
族！”张蕴钰从敦煌返回北京，向陈赓提出重新选场的建议，得到陈赓的同意。
经过考察，最终选定罗布泊。1959年3月，张蕴钰作为罗布泊核实验基地司令员，
正式走马上任，1961年，张蕴钰晋升少将。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
一线指挥所由张震寰任指挥，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和李觉、工人赵维晋乘坐吉普车
到塔下，把点火中子源接插上。10时整，张蕴钰和李觉在操作规程表上签字。原
子弹爆炸成功后张蕴钰奉调任国务院核试验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沈阳军区副
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基地司令员、国防科学技术委员
会副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参与指挥氢弹、导弹核武器的发射
试验。

Sunday, September 07, 2008

【文摘】混在中国部队的日子--部队等于“不对”

【文摘】混在中国部队的日子--部队等于“不对”

现在我们的军队绝大多数是农民子第，部分来自城里下岗职工的儿子（注；女兵绝大多数是关系兵），其下极小一部分来自其它阶层（这其中不乏爱国爱军者，更多是投机者）。作为军队的中下层，也就是我军基本的作战单位，他们全是工农子弟。试问，当他们当农民的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却缺衣少药，当工人的爸妈因下岗而吃不起一次肉，当他们的姐弟在外打工却受尽白眼歧视，当他们的叔叔伯伯一个又一个在矿难中死去，而有的人却为富不仁、贪污腐败，他们还会在战场上拼命吗？他们会感到心里平衡吗？我们的政治工作如何去做？我们到时用什么样的大道理来引导他们，用什么样的口号来激历他们呢？是为谁作战，在保卫谁的利益？到那时，再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只不过是一堆费铜破铁

【文摘】混在中国部队的日子--部队等于“不对”

【文摘】混在中国部队的日子--部队等于“不对”

中国军队的构成必须以工农子弟为主体，他们才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中坚力量，但现在恰恰相反，很多既得利益阶层的后裔们占尽了先机，所以更多的人对部队的向心力大大降低。很多既得利益阶层的子弟毕业后，根本不用到部队经受磨难，初中毕业后十六七岁就能上内招小中专，然后毕业后是直接留在学校继续进修大专、本科、研究生，上完后年龄大多在２５岁上下，这个时候老爷子也退休了，于是脱下军装溜之大吉，到地方发财去了，纯粹把部队当跳板了，*这些人不可能去捍卫国防，肉食者鄙、不能借头。真正能待在部队长期服役做贡献的，只有那些贫苦出身的工农子弟，只有他们才能经受无穷无尽的折腾，最终成长为一名血性军人。

　　就在几年前，地方征兵时，一个入伍指标往往还有七八个人争抢，但是条件和身体合格的人很多入不伍了，相反是很多有关系、有钱、有路子的人进去了，结果复查时出了不少的性病（包括艾滋）、刑事前科、怀孕，这就是现行征兵体制下的士兵素质。现在到好，一个指标只有一两人应征，既得利益阶层不去争了，于是工农子弟终于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军队，也许，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是一种悲哀。

也只有在既得利益阶层不再稀罕入伍参军的时候，工农子弟才有更多的机会入伍。因为在以前，一些有关系的退役军人能够安排工作，虽然我们过去讲当兵是尽义务，但退役后大多工作尚有保障，于是很多怀着功利目的的人争着当兵，而现在是纯粹尽义务了，部队考军校的路基本封死了，尤其是对贫苦人家的子弟来讲。其实从物质层面来讲，当两年兵回去是什么都没有，我们忠于的党给你三千块钱打发了（其实部队就是少不管、老不养的地方，流水的营盘不留铁打的兵），士官稍好一些，发给两万到四万上下不等，但这与其十年青春绝对不成正比。当兵对更多的军人来讲，是一种历练、锻炼、磨炼。

　几年前我从基层部队直调大机关时，曾携涉密装备赴京报修，得以乘坐软卧包厢（出于安全考虑，但后来发现软卧车厢其实是国际列车，更不安全），与同一包厢的人聊起朝韩问题，没想到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跟我讲话的人，竟然就是韩国人，后他在那里跟讲韩国如何如何，讲他在青岛的公司如何如何，与他一起的一个东北佬（副手）一个劲的吹他的老板如何富裕，似在观察我的反应，出于职业的敏感，我的防范心理浮出，最终从他的话中品味出了什么。我就问他怎么看待我们所讲的黄海他们所称的西海问题，我同他讲了越南统一后，南中国海被瓜分的一塌糊涂，如果你们韩国和朝鲜统一后，估计结果也差不多。结果这个老小子后来没再敢乱吹，最终走时很遗憾，并道祝我成为将军，我呵呵一笑。

现在很多外资尤其是台资、日资公司，非常欢迎我们的复转军人及失业家属去就职，与我们的国家政府的扔包袱不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许他们想证明：你看，国家不管你们这些做贡献、尽义务的军人，我们台毒日倭美帝来管，我们好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嘴上讲的，我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是实际做的。几天前，我听说在我们部队大院对面开的酒店老板被安全部门抓了，他只是台前老板，真正的幕后是台湾老板，可能就是通过在部队对面开酒店，对部队的电磁辐射进行监听，包括传真、电脑、电话、手机等。而这家酒店就招收了不少军嫂和军人家属。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乘人之危乘到军人的头上，实在是一种无奈。

冷眼旁观F-2——日本F-2支援战斗机发展经历

冷眼旁观F-2——日本F-2支援战斗机发展经历: "日本在电子技术方面同样有着很高的发展成就，尤其在电子元件小型化和低成本生产中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日本为F-2研制的主动相控阵雷达是当时最先进的机载火控雷达之一，几乎可以和F-22A上的AN/APG-77雷达相媲美。而与当时世界同类产品相比，日本在砷化镓微波集成模块的制.造成本和加工工艺上具有明显的优势，雷达T/R组件的成品率和模块的稳定性都非常出色。但日本在雷达制.造中所体现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硬件制.造上，在同样重要的软件编制过程中却存在很大的缺陷，而这一缺陷又不是硬件设施所能弥补的，从而导致了雷达整体性能的低下，使得为F-2开发的雷达系统根本无法达到设计要求，整体设计水平甚至还不如F-16C上所采用的AN/APG-68火控雷达。最近有消息称，F-2所装备的FCR(J/APG-1)雷达有效探测距离不到设计指标的1 /3，而且在目标显示上还存在严重的虚影和丢失目标的现象，种种迹象表明，原本应该性能先进的雷达最后成了一块难以处理的鸡肋，也够日本人郁闷一番的了。"

FS-X作为日本的自研战机计划，原本是日本**为了提升自身航空技术水平和摆脱美国军事限制的而做的一次尝试，但美国却没有让日本人得逞，有人说这是美国霸权Ｚ義在其盟友身上的体现，但深究起来，两国科技及经济实力的差距才是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尽管日本在材料、电子技术上有其独到的见解和很高的设计制.造水平，但日本在航空发展中技术积累的欠缺导致了其整体航空设计能力和系统综合水平的低下。所以日本即使有了可以和世界最高水平战斗机一较高下的部件也难以拼凑出一架先进的战斗机，一加一等于二的法则在航空发展史中有时并不适用，也就是说大量先进技术的堆砌并不一定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值得所有航空设计人员去反思，而这或许就是F-2存在于这个世上的唯一理由

冷眼旁观F-2——日本F-2支援战斗机发展经历

冷眼旁观F-2——日本F-2支援战斗机发展经历

如果说选型的过程是日本人经历的一段屈辱，那其后的研制过程则证明这不过是一个开端。
FS-X以美国生产的F-16C为基础平台，溶入先前“敏捷隼”的一些技术成果，再以此为基础进行适当的放大以满足日本对于航程与酬载的要求。F-16作为美国空军装备序列中的低档产品只是作为高性能战机的一个补充，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时只能用来进行近距离空中支援和战场遮段这类任务，无法满足大航程的需求，而其相对小巧的机身也限制了其所携带彈藥的尺寸，所以很难执行纵深打击或是日本所要求的反舰等一系列任务。日本在被迫选择了F-16C后不得不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资金来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改进，需要很大的成本投入，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导致后来F-2采购价格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美日两国签定的合同中规定，在整个改进计划中40%的工作量由美国完成，剩下的由日本自己一力承担，而且还规定合作双方必须进行毫无保留的技术交流（正是这一条规定让日本在其后的研制过程中吃了大亏，使日本航空企业成了被进行技术盘剥的对象）。我们都知道F-16C是美国70年代后期技术的产物，其本身已经没有多少先进性可言，在美国所承担的40%的研制任务中，绝大部分就是向日本进行诸如机身设计这方面过时技术的转让，对于美国而言只是技术资料室里的废物再利用，并不需要多少成本投入。而日本则不同，在日本承担的60%的工作量中主要是对飞行控制、复合材料的制.造、复合材料的一体化成型技术以及相控阵雷达制.造技术的开发，几乎都是新课题，也是日本多年来投入大量人力、资金苦心研究的成果，拿这些技术和美国进行技术交换本身就是不对等的。而在协议中还规定美国可以将在FS-X研制计划中获得的日本技术运用在美国其他型号的飞机上，而日本却不能将获得的美国技术运用在其他航空产品中，也就是说日本与美国签定的根本是一纸“不平等条约”。美国在研制过程中通过自己所承担的工作可以在战机制.造中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生产工艺，同时通过技术交流，充分吸收日本在材料、工艺、电子等方面的设计生产经验，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日本苦心孤诣琢磨出的技术；而日本只能获得F-16C这个已经过时的技术平台，还不能将消化吸收的成果进行实际运用，做了一件愚蠢的交易。作为原本应由美国自己完成的“敏捷隼”计划，现在却找了一个“自愿”出钱出力的买家来完成这这项工程，美国人大大赚了一把。但更要命的是，日本为了早日完成这项计划，其国内的航空企业可以说可以说倾尽全力，拿出了自家看家底的东西运用在设计制.造中；反观美国，并没有承担起一个合格合作者应尽的责任，整个合作过程中竟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对于FS-X在研制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美国人不但不予以帮助，甚至连一点关注都没有表达，甚至是有意忽略。当F-2在后期试验和装备过程中出现大量诸如结构、材料、电子等方面的技术缺陷几乎让FS-X计划无以为继的的情况下，美国企业漠然的注视着忙得团团转的自卫队和三菱重工而没有表达出应有的关心，而实际情况是在吸收了大量日本技术并结合本国自身的技术研究后，美国完全有能力化解这方面的问题。美国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确切地告诉日本一条狗所能获得的待遇。

九霄环佩:【原创】从华的逝世想到文革后邓做的三件事。，第1页

九霄环佩:【原创】从华的逝世想到文革后邓做的三件事。，第1页

说到反和平演变，这也是邓的一高招，因为把祸水引到国外。不能排除国际反华势力的影响，但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在国内，根子在国内。实际上88正是证明了毛关于中国在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论断是个事实，问题在于是否应该以此为纲！但反和平演变，绝口不提阶级斗争，这也是有苦难言吧。我想，不论以后中国如何贫富分化，阶级斗争恐怕也不会再提了。历史回轮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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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到户是变相的减员增效，现在发展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2 海纳 2008-09-04 07:23:50
当然不是那种大裁员似的减员增效，明确的说是减时增效。
以后城市改革初期的第二职业、停薪留职，也是这种思路。

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先扩大规模，土地革命时的大开荒就是一个规模扩大的过程。
规模扩大后视角开了，就会加强管理，集体式农业应运而生，水利、选种也在集体的有效组织下有了大幅度的发展。生产率上升

生产率上升带来一个大问题，就是劳动力剩余，如果还有资源可用，那会再次扩大规模，可土地是有限的，无荒可开怎么办？

在水利发展的时代，天天热火，可是没有人能够有时间玩得。
水利建设完成后，不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时，劳动力就会过剩。
队里组织干活，干的时候，人是一堆堆地扎在一起聊天，大老娘们可以荒唐到将男人的裤子扒了，JJ上拴草绳，玩得那叫个爽。这种现象不是说明人们在怠工，而是活少人多，天天上工自然以娱乐为主。看看现在的农民，哪个农民象当年那样天天上工？一年也就辛苦1个月就行了，一天也就早上云锄锄早，不到农忙的时候，农民是很自由的，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打工。既然一年农忙也就一个月，你让他天天上工，肯定是玩得那叫个爽，但农活一点也耽误不了。

万里的功劳就是为京城准备了大量的安徽小保姆，＜打工妹＞不就是安徽的写照吗？

投之以肺腑，报之以肺腑——回北宸mm书（中下）

投之以肺腑，报之以肺腑——回北宸mm书（中下）

要不是网络时代，6·4及其领袖，恐怕还将是一个巨大且不容消解的神话。
虽然91年我偷看了父辈手上的内参资料，东欧、俄罗斯剧变，触目惊心；多少体谅了政府的无奈。但仍有公理是非之沉甸压心。学生的愿心可感，可惜时机不好，那时的中国真是乱不得。这就是我当时感触。那份内参强调：我国之经营，当促成世界多极化；当时觉得难于蜀道，近乎扯淡；20年后，已经没有当日那般难处了。可见，路真是人走出来的。

千禧年后，一众朋友恶补电影藏碟，某日一朋友鬼头鬼脑地说，要传给我一份东西。切勿外传。切切。
此即美国女导演卡玛所拍的《天·安·门》。（此片之介绍，可见文革的影像记忆）
我胆小，不过和几个朋友一起看了，又一次次招呼朋友来看。至少看了不下5遍。
尤记初看，最淑女的某君跳起来大骂，“柴玲这个混帐！”
是的。我们拉起窗帘，关上房门，做好了看禁片的种种心里期待；孰料却因纪录片导演的客观公允得以接触历史的复杂。

后来此片曾在南大ftp流传，说实话，中宣部不能与时俱进，竟然严禁此片，太过低估百姓智商。
之前，我不过无奈地体谅了政府当时的无奈；看了这片子，方生出庆幸，万幸这帮“中国需要血，不过我更重要，需要他人之血”的学生领袖没有上台，万幸这帮出口成章如文革大字报的学生领袖没有得逞！
反对者较他所反对的对象说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躁动语言；你如何希望，他们上台，一夜扭转中国的不尽如人意？这些人生不出新的东西，也并不代表新的力量，只是浑水摸鱼投机分子，最后也得其所哉，一夜而成美国人。

陈郢客:投之以肺腑，报之以肺腑——回北宸mm书（中上），第1页

陈郢客:投之以肺腑，报之以肺腑——回北宸mm书（中上），第1页: "若我们不以毛公晚年已然为私利彻底疯狂，那么必须直面毛公一生自许两项功业：解放大陆；发动文革。其一，支持者众；其二，支持者希。我感兴趣的是为何毛公明知党内反对者众仍要坚持己见？后来读到陈凯歌之青春自传，诧异于北京四中官家子弟与世界之同步，他们津津乐道的，是某一级别才可享用的流行文本：《麦田的守望者》！20年之后，我等小康子弟才赶上第二波流行。又见福柯关于“林彪之死”的思考，联"

陈郢客:【原创】见证者·幸存者·阵亡者：魏巍，第6页

陈郢客:【原创】见证者·幸存者·阵亡者：魏巍，第6页

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零一页
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七页
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六一页
在解放区，一方面，军队应实行拥政爱民的工作，另一方面，民主政府应领导人民实行拥军优抗的工作，更大地改善军民关系。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一页
军队中应当从每个指战员的思想上解决问题，使他们彻底认识拥政爱民的重要性。只要军队方面做好了，地方对军队的关系必会跟着改善。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七三页
在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运动中，彻底检查军队方面和党政方面各自在一九四三年的缺点错误，而于一九四四年坚决改正之。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读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抗公约，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和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一六页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两个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二八页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至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社版第四页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
……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纪念白求恩》（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五三——六五四页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零三页
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延安《解放日报》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抗日战争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二八页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
《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零四页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零三页

陈郢客:【原创】见证者·幸存者·阵亡者：魏巍，第5页

陈郢客:【原创】见证者·幸存者·阵亡者：魏巍，第5页: "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善良爱好和平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建议你去看看沈志华的书。哪怕就看《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

建议你去看看沈志华的书。哪怕就看《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

朝战对中国的意义是非凡的：
棋盘的棋子，终于变成了棋手！

——彭老总为何在朝战后说出“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中国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话是由衷的。美国听见了，苏联也听见了。

请想想建国后我国陈兵东北，79年的战争；请想想外蒙的苏联势力和美日势力；请想想新疆的反恐（请结合左宗棠收复伊犁和《中俄伊犁条约》）。

美国鹰和苏联熊，——都是心狠手黑的主儿。
朝战这一战，真正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站起来了！不会再屈从于棋子的命运！

若非要做世界主义者，那自然看法不同。无需多言。
残酷的说，世界和平，一切好说。
世界不太平，“世界主义者”就不得不检视自己的屁股，到底是美国本位，还是德国本位、俄罗斯本位……

对沈志华文的一点不同看法－－也谈朝鲜战争

对沈志华文的一点不同看法－－也谈朝鲜战争

在我看来，沈文的观点非常事后诸葛亮。我们到底能打到哪一步，一开始大家心里都没数。在决策时，好的话把美国赶下海，坏的话准备把东北打烂，只当解放战争晚几年胜利，各种情况都考虑过。事先毛周林彭等都知道美国难打，但是美国究竟有多难打，我们争取的胜利能到什么程度，那也只有打了以后才知道。彭在前线，感觉得早一些，毛在北京，感觉得稍微晚一些。所以要求毛一开始就有个符合最终实际的战略方针，这是不现实的。况且双方的战略、手段也在不断地修订。五次战役后，大伙儿才掂量出对手的分量（当然美国也掂量出中朝的分量），这个时候，真正的和平才可能来临。

我也不同意该文中，抗美援朝二次战役后，中国“错失了和平的机会”的说法。那时候，美国只不过给中国打了个措手不及，他的拳脚还没有施展开。他是绝对不会甘心于这种状态下的“和平”的，这时的“和平”，不过是下次进攻前的临时休战。美国人的战线之所以最后停在了３８线，不是被某个条约限制的，而是被中朝方用鲜血用生命挡住的。借用陈MM提到的日俄战争的例子。日本战后得到了辽东半岛。和平了吗？没有，只不过两个流氓打累了，歇口气而已。三国干涉还辽了，和平了吗？也没有，辽东半岛回归清政府，不过是靠了另外三个流氓的面子，用３０００万两银子买来的，日本能甘心吗？这种和平都没有多少价值。真正的和平，是用自己的拳头结结实实地砸出来的。换句话说，如果辽东半岛回到中国，是清政府领导全国人民用多少万人的鲜血，把日本人赶出去而夺回来的，那样才能争取到长久的有价值的和平。

沈文的战争的代价问题，其实上面道理一样，这个代价并不是事先可以计算出来的。最初的估计是最多东北打烂了，事实上我们没有惨到这一步。中国可以决定打，或者不打。但是一旦决定打了，当然要以全部的力量争取最大的胜利。朝鲜对中美来说，意义不一样。对我们是生死存亡，对他呢，只不过是利益的多少而已。就如同今天的格鲁吉亚对美俄的意义不一样。打个比方，我成绩不好，底子薄，五天后要考试。那我这五天里，天天熬夜到１２点看书，中间第三天甚至错过了，奥运开幕式。最后考试结果，我通过了。那我花的代价太大了么？我当时应该去看奥运开幕式吗？我可不可以只熬四天夜？只熬三天夜？只熬两天夜或者不熬夜？对我来说，我如果通过了考试，５天的熬夜，错过了开幕式，这些代价都是值得的。因为考试的难度，你事先是无法知道的。

Thursday, September 04, 2008

【原创】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原创】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重读毛泽东选集，实在觉得美国记者对毛泽东文章的评价“笔下有雷霆万钧之力”确实并没有夸张，而时隔80年重读此文，令笔者深为佩服的，不是毛笔下的力度，而是其精度。其对当时中国政治军事力量的分析和把握，可以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难怪他的小学作文老师会评价道“莫非天人乎？”

点看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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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时期的毛

此文作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此时是毛到达井冈山后的第6个月。

一　国内的政治状况

　　毛：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问题是现在如果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结合，农村的村干部搞成豪绅阶层，不就又成老毛分析的时代了？　这个政权怎么把大多数老百姓／农民工的需求体现出来呢？

评：毛开篇将当时共产党的主要仇家国民党列入新军阀，当是以此正视听。因为自蒋在1926年7月9日宣誓北伐，至毛做此文后仅2月余的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党的北伐战争，都进行的相当顺利，且戴着革命的神圣光环。所以蒋在1927年借李之龙事件左右开弓或许也就被接受为一种稳固统治的策略。而与偶像派的孙中山相比，蒋已是因全国名义统一而名满华夏的实力派。后来蒋在中原大战中的作为，也证明其在军事上绝非吃素。9年之后小日本全面侵华，包括仇家共产党在内的各派一致认为蒋才是担当全国领袖的一致人选，可见蒋在当时是很有人气的。毛此时带着一支小队伍驻扎在穷乡僻壤，军心不稳，情势还不如当年做汉中王时的刘邦。刘邦尚名正言顺，毛此时名不正言不顺。毛在这里开宗名义地将国民党贬为新军阀，当然是要首先将自家的存在神圣化：国民党已背叛革命，需要共产党担此重任。任谁都肯定要这样，无可厚非。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不是蒋逼上梁山，毛会不会是治世之能臣，安安心心地做他的国民政府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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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刚失去宣传部长一职的毛，似乎还有点没找到感觉？

毛在这里所谓的买办是谁，可能是以上海为基地，势力范围在江苏，浙江一带的江浙财团。其中的虞洽卿等正是在1927年4月共产党遭难后担任了蒋建立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主要职务，而又以虞洽卿等首成立了上海商业联合会，并从银行、钱业两同业中为蒋介石借垫三百万元的军事经费。如果以大染坊为例，陈寿亭应该算民族资产阶级，前期的孙明祖就是所谓的买办阶级？

　　毛：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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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战前蒋与阎、冯的合影
看到这时候的蒋，是否能想到谦和两个字？

评：毛的预言不久后被应验。中原大战于1930年5月正式爆发。首先是2月阎锡山与冯玉祥﹑李宗仁组成反蒋同盟，并电请蒋下野。3月，阎锡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张虽在不久后反水，看他此时态度，应该也是觉得蒋公危矣）。4月，阎率部由河北向山东，李由广西向湖南，鹿钟麟由陕西向河南，石友三由鲁西南向济南进兵。蒋呢，先是撤免阎锡山本兼各职（以正视听？），接着，令韩复榘在鲁西阻阎军南下，刘峙由徐州沿陇海铁路西进，何成浚在河南许昌以南牵制冯，陈调元为总预备兵团总指挥。

　　初期蒋总形势不利。归德为冯军占领，长沙﹑济南先后被桂军和阎占领，蒋撤守鲁西南和豫南漯河地区。但局势渐渐对蒋有利：7月4日，桂军退守广西，8月 14日，阎军放弃济南，冯玉祥的“八月攻势”失败。蒋在两湖、津浦、陇海、平汉各战场全面胜利。9月18日，一直坐山观虎斗的张学良通电拥蒋，并率东北军入关占领平、津、河北，反蒋联军于是瓦解。

　　蒋在仅仅2年之内就打垮各方势力，从此一家独大。速度之快，可能也是毛所不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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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战后的蒋

而就是1930年底开始,消灭心腹大患的蒋便以重兵转向毛的红军根据地。此时的蒋，倒有点“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味道。19年之后，被迫败走台湾的蒋，想到当年的这段光辉岁月，会不会叹息“既生蒋，何生毛”。

　　毛：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但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同时资产阶级在汪精卫、陈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改良主义运动。这种运动的发展是新的事实。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

评：毛此处当是暗指陈独秀的不斗。以1927年4月前共产党的势力来看（毛本人就做到国民政府的宣传部长），当时共产党如果更为老练一点，当不至于此时在山沟里混。对于后来身为汉奸的汪精卫、陈公博，可能因为手无军队，毛此时似乎对之尚为友好。

二　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毛：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

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评：对于红色根据地能存在的5点理由，毛的说法十分精到。
首先是当时的大局势。当时形势与三国鼎立之前的局势十分相似，此时的红军很可能就相当于当时刘皇叔的人马，老蒋就相当于当时的曹操，而桂冯阎，就相当于袁绍，袁术，吕布，孙权等。因为有更为可怕的对手存在，各派此时都未把红军当成假想敌。毛认为正是这点使红军可以混下去。

其次看根据地的选址，都是在各省交界处，如当时毛所在的湘赣根据地就是在湖南江西边界。选择边远山区，当然一是因为天高皇帝远，群众对政府的雨露之恩感之较少，也如毛所说，这也是“工农兵群众曾曾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对于从一开始就打算依靠农民起家的毛来说，这一点显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从军事的现实考虑，边界山区的复杂地形对于数量处于明显劣势的红军显然有益。后来湘西剿匪之艰难也是湘西地形太过复杂。而历史上处于低谷的势力不少在深山老林韬光养晦后发展壮大。如李自成在湘西时期。从优先秩序来看，我估计军事上的安全应该是当时的首要考虑。

至于毛说到的第三点，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当然毛是不希望蒋家王朝稳固下来，毛所希望的应该还是反蒋势力在长时间内存在，各方势力的平衡不至于过快打破。中原大战后蒋一枝独大，5次反围剿一方面反映了红军生之多艰，也反映了蒋要一统中华的决心。而从1928年上山到1930年底蒋开始大规模围剿，红军仅仅有2年多一点的喘息时间。之后被迫长征虽然也是因为非毛派领导无方（这一点应了毛在第五点说的大忌），也是长期积弱的结果。如果不是在长征后抓住抗日的契机正名，红军能否继续生下去确也是前途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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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毛，看起来气顺多了。

三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

　　毛：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在为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的地方，便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险。本年四月以前乘时而起的许多红色政权，如广州、海陆丰、湘赣边界、湘南、醴陵、黄安各地，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残，就是这个道理。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随时都有八九个团以上的兵力，多的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党的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⑾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上地形之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之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中的各次胜利。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据的日益扩大，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加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这种失败的形势，因为九月以后特委和军委采取了纠正错误的步骤，而挽救过来了。

评：毛在此段显出了分析家的枭雄本色---能占到便宜才打。以弱势兵力进攻，从军事上看无异于自杀，而时人却不以为耻，自视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显然当时共产党内部的书生气还是很重的，毛也因此需要在2年后写《反对本本主义》来纠正这种幼稚。而毛在这种气氛中如此清醒实在难得。

四　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

　　毛：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使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远及于湘赣两省的下游乃至于湖北；使红军从斗争中日益增加其数量和提高其质量，能在将来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使各县地方武装即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起来，此时能够与挨户团和小量军队作战，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使地方工作人材逐渐减少依靠红军中工作人材的帮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材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能够供给红军的工作人材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材——这些都是边界党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任务。

评：老毛在这里说到点子上了。为能继续生存下去，红军急需的就是发展壮大自己。这个问题到1930年底老蒋围剿时就可以看出其重要了。“使红军从斗争中日益增加其数量和提高其质量”，当然是说军队数量和质量的提高。而毛这里也说到了如何壮大的方法，就是红军作为正规军与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作为地方武装的协同发展。

毛对于人力资源的重视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此段看，毛在当时的目标还只是希望夺取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作为基地。不过后来中原大战蒋的速胜显然使毛放弃了这种想法。比之蒋，毛的先天优势几乎没有。蒋有孙中山钦定接班人的红身份，加之孙晚年所练军队，可说名正言顺，再加上北伐和中原大战的胜利，江山日渐稳固，而毛开始与陈独秀不和，后来又被王明排挤，可说没有高层的提拔，完全是白手起家。

五　经济问题

　　毛：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⒀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评：显然当时红军虽然并无大的军事威胁，但是经济上的威胁却不小。物资极度缺乏。显然毛对物资匮乏可能带来的民心不稳是十分忧虑的。而将士吃饭的问题要是不能解决，还怎么打仗。

六　军事根据地问题

　　毛：边界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大小五井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的巩固。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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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当时被称为大小五井的井冈山

评：毛在这里很实在地提到了军事安全。后来数次围剿能够胜利，毛此时的未雨绸缪显然也是关键原因。这里提到的大小五井，大小五井其实所指是井冈山上的五个村庄，大井、小井、中井、上井和下井。一般认为就是后来的井冈山，毛1月后所著的《井冈山的斗争》中，不再提到大小五井，而井冈山一词出现十多次之多。应当从此时开始称此地为井冈山。

我相信后来局势的发展有些出于毛的意料之外，比如蒋在中原大战的完胜，还有后来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地区和国家也出现了长期的红色政权的事实。但就毛写此文时的形势而论，毛在战略方向上的考虑，应该说是无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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